第一节　“安史之乱”后诗风的转变与贫妇诗的大量出现

“安史之乱”后，唐代诗人继承《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诗歌创作中深入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出现一批反映贫妇生活的作品。其中，主要有杜甫的《遣遇》《又呈吴郎》《负薪行》《石壕吏》和《新婚别》，元结的《贫妇词》，白居易的《缭绫》《秦中吟十首·议婚》和《观刈麦》，元稹的《织妇词》，戴叔伦的《女耕田行》，王建的《当窗织》《去妇》和《失钗怨》，刘言史的《苦妇词》，孟郊的《贫女词寄从叔先辈简》和《织妇辞》，于氵贲的《苦辛吟》《里中女》和《织素谣》，薛逢的《贫女吟》，邵谒的《春日有感》和《寒女行》，皮日休的《橡媪叹》和《卒妻怨》，唐彦谦的《采桑女》，郑谷的《贫女吟》，杜荀鹤的《蚕妇》和《山中寡妇》，苏拯的《织妇女》，贯休的《偶作五首》等。

唐代贫妇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作品和作者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初步统计，总数在百篇以上，作者有杜甫、元结、白居易、元稹、戴叔伦、王建、刘言史、孟郊，于氵贲、皮日休、杜荀鹤、戴复古、邵谒、贯休等。(二)它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此类作品基本出现在“安史之乱”后，尤以中唐和晚唐为多。生活在社会大变局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作此类诗歌较多的诗人，其余多为中晚唐的诗人。(三)主题十分突出。作品大多以“贫女”“贫妇”“苦妇”“织女”“寡妇”“卒妻”为题，描述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贫苦女性的生活。她们的共同特征是“贫”，是在征戍赋税的压榨下苦苦挣扎的贫苦女性，没有华丽的妆饰和娇艳的容貌，而是衣衫蓝缕、饥寒交迫。透过她们的外貌和语言，我们可以深切地感知底层女性生活的苦痛。(四)这一类诗歌艺术成就很高。千古流传的佳作颇多，如杜甫的《负薪行》、孟郊的《织妇辞》、杜荀鹤的《山中寡妇》都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感叹道:“且读杜甫无家、垂老、新婚三别之诗，千古犹为堕泪。”^[2]

唐代出现数量众多的的贫妇诗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这是由于诗歌的全面发展，其反映的生活和社会阶层也愈来愈丰富全面。唐代诗歌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明代的胡应麟盛赞唐代诗歌艺术的成就: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备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沈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3]

承继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艺术成就，唐代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深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和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有帝王后妃、贵族大臣、僧侣道士、女婢妓妾、商人侠客等，人数众多的下层女性的生活也进入他们的视野。其次，这也是因为社会的巨大变化促使士人心态和诗风发生变化，文人们更多地将视野转向贫苦的下层百姓。

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揭开了唐后期中央势力与地方强藩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这一年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变化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对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及诗歌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战乱前，唐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隋唐上承南北朝而来，统治上层是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勋贵集团，李氏皇族与韦、杨、李、薛、宇文、独孤等大姓联姻，形成以关陇为核心，糅合了山东、江南等地士族、庶族官僚及部分鲜卑贵族在内的集团。该集团成员相互联姻，享有高官厚禄，文武兼备，才华出众，进取心强。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有可能参与决策的只有处于上层的少数人。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虽不是一种民主的政治，但是在那种政治背景下，社会上层对政治有一定的发言权，即使是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尊重这些人的意见，部分贵族大臣能较多地在国家事务中发表意见，将来自民间的呼声上达天听，运用他们的才智减少决策过程的失误。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皇帝善于用人和纳谏，唐君臣共同缔造了一个以强盛的军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著称的伟大帝国。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士人们生活安定，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心态乐观自信、豁达开放，诗歌创作也显示了浓烈的热情和豪迈的气势。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他们的诗歌之中都蕴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富于凌云壮志。盛唐的文化中展现出一种宏大的气势。

“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安禄山、史思明的铁骑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陷入极度的混乱状况，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率少数后妃、皇子和大臣匆匆南奔，官僚贵族们四散逃奔、家族离散。叛军南下之时，诗人们离开世居的沃土流散四方，过着一种辗转漂泊的困苦生活，他们迷茫痛苦，心中充满了对亲人的担忧和对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生活的眷念。至大历年间，这种失去家园的痛苦依然萦绕在诗人们的心中。出生在天宝年间的诗人窦常仍然时常回忆起幼年的逃难生涯:“幼为逃难者，才省用兵初。去国三苗外，全生四纪馀。老头亲帝里，归处失吾庐。逝水犹呜咽，祥云自卷舒。”^[4]许多显赫了几百年的大家族从此失去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高门大族走向衰落之际，科举制日渐重要。同时，中央权威下降，地方强藩拥兵自立，宦官把持政权，朝廷受制于阉人，官吏在皇帝的支持下几次与阉人发生血腥冲突，却以失败告终。

社会变动和家族沉沦的过程中，唐士大夫阶层身体和精神上经历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痛苦煎熬，社会的巨大变迁和民众的苦难唤醒了一代文人的良知。政治的腐败、经济的残破和民众的苦难震撼着士大夫阶层，他们亲眼目睹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悲惨景况，对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诗人们为山河破碎扼腕叹息，为生灵涂炭忧虑哀愁，为家人的不幸痛彻心肺。诗作中的意气风发日趋减弱，抑郁与沉闷气氛增加，诗风由感怀述志转向感事写实，由贵族典雅型向通俗世俗型转变。诗作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下层的生活状况。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也转向普通妇女，对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占女性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妇的生活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映。唐代贫妇诗摆脱了魏晋以来有关女性的诗歌的浮艳和无病呻吟的风格，杜甫、元结、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歌和时世政治密切结合，走向平民，揭示众苦难，揭示穷村荒野的贫苦女性的可怕生存状况，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以前所未有的广阔视角反映女性生活，大大拓宽了诗歌的内容和深度，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