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禀柔成性、遵礼守节

性情的柔顺和品德的高尚也是墓志中着重强调的贤妇美德。柔婉谦逊是汉晋女性的美德，那些书写女性墓志的男性士大夫尽力描述墓主的顺和柔。顺和柔是华夏文化对女性角色和性格的期待。汉代班昭《女诫》云:“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12]男强女弱的古代社会，男子是两极体系中的主导者和统治者，对男子强化国家社会政治等公共领域，崇尚阳刚之气;对女子强化家庭等私领域，崇尚柔顺之气，要求女性在家庭中尽心尽职，利他人、无自我、忍辱负重，以妻子的卑顺、屈从换取家庭的稳定。柔弱婉顺成为唐代女性基本的身份特征。

唐承继了汉晋传统，强调女性柔顺的性别特征，主张“坤道尚顺，妇德尚柔”^[13]。文人们在墓志中着力刻画女子不同于男子的温柔贤淑的性别特征，如“法坤而柔”“孝悌柔婉”“柔嘉秀朗”“柔德斯顺”“柔嘉禀性”“幼而柔顺”“柔惠懿淑”“慈孝恭俭，柔明和正”“柔恪俭静”“挺禀柔明”“孝敬柔顺”“柔明有素”等。其中“柔”字使用最为频繁，顺、柔、婉、和、惠、秀、淑、贞、正、俭、静等字也常被用来赞美女性，反映男性士大夫们希望女子性格柔和，具有勤俭持家、贞洁专一的美德，同时还聪慧能干、秀外惠中。此外，一些父母还将他们的女儿的名字起为张柔范(字内则)^[14]、刘至柔(字归正)^[15]、巩内范(字守规)^[16]、章四娘(号柔和)^[17]、王循(字柔之)^[18]、李贞、李顺^[19]等，希望女儿遵循礼规、柔顺乖巧，体现了社会对女子的性别角色的期待。

是否遵守妇道是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其中包括了守节、孝顺长辈、勤俭持家、善待姬妾庶子等几项具体要求。上文提到的《唐故袁州参军李府君妻张氏墓志铭》就盛赞张氏对夫家的贡献和高贵的人品:

夫其窈窕之秀，婉娈之姿，贞节峻於寒松，韶仪丽於温玉。铅华不御，饰环佩之容;浣濯是衣，勤黼黼之彩。自作嫔於君子，主中馈於家人，三千之礼不违，九十之仪无慝。至迺恭於奉上，顺於接下，仁孝以承宗祀，慈惠以睦闺门，则雍雍跄啮必由其道矣。呜呼!府君不造，遘此闵凶，中年不图，早世而殒。青松摧折，哀断女萝之心;丹节孤高，终守柏舟之誓。而府君食先人之德，无厚生之财，夫人徇黔娄之贞，阙丹台之产。孀居永日，蓬首终年，处贫素而弥坚，保幽芳而不昧。始府君之逝，有四子焉，少遭罔极之哀，未奉过庭之训，夫人保持名教，终始礼经，既勖之以义方，又申之以远大。皆能率由慈训，克荷嘉声，箕裘之业载隆，燕翼之谋不隕。非夫淑明贤懿，圣善温良，崇妇道之深规，宏母仪之至范，孰能昭宣令问，若斯之盛哉?

张氏在丈夫去世后恪守妇道，坚守贞节，辛苦抚育四个儿子成人，因此被称赞为淑明贤懿的典范。顺从专一、恒久事夫是女性的美德。女性守节行为在墓志中得到普遍赞扬，唐代社会虽未严格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甚至在唐初战后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还鼓励寡妇再嫁，但社会舆论高度赞扬守节行为。诗人孟郊称颂女子从一而终的行为:“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20]李益《杂曲》亦曰:“妇人贵结发，宁有再嫁资。”^[21]从墓志来看，绝大多数妇女在丈夫死后并未改嫁，而是抚育子女、守寡终身。张氏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未再嫁人，辛苦抚育四个儿子，可谓妇道母仪的典范。

孝顺长辈、勤俭持家也是贤妇的共同美德。贤妇形象是一种典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形象，是内主中馈、孝顺公婆、辅佐丈夫、训育子女的内助形象。在家族中如何尽到主妇的责任，这是衡量女性的重要道德标准。李缨撰《唐故魏王府参军李缨亡妻弘农杨氏墓志铭并序》，赞扬咸通年间去世的杨氏:

淑德已播于六亲，孝敬夙彰于九族，昭昭妇道，肃肃雍和，宜尔室家，必期荣显，事姑能竭其力，无愧于孟光，为妇足见其心，何惭于漆室。缨家素寒褊，官宦且卑，物用不自饶，所向皆多阙，夫人未常戚戚于颜色，孜孜于博求，就粝推甘，夫人之道周矣。内外恬和，尊卑敬顺，亲戚咸谓家肥耶，夫人女工刀尺，悉尽其能。至于丝竹，多所留心，就中胡琴，尤是所善。^[22]

杨氏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孝顺婆婆，勤俭持家，即使丈夫官职低微，家境贫困，她也从不抱怨愁叹，而是“就粝推甘”，不辞辛劳地操持家中的大小事情。终因辛劳过度，在二十九岁时就病故了。

除了孝顺公婆、勤劳持家外，女子在出嫁后还必须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使得夫家家庭和睦、子孙繁盛。这一点也是唐社会评价女子价值的重要标准。贤妇应以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未出嫁时应孝顺父母，尽人子之道;出嫁后，应孝顺公婆，尽子妇的本分。同时，还要辅佐丈夫，尽人妻之道;抚育子女，尽人母之道。《唐故崔夫人墓志》称赞出自山东高门的崔霞贤良淑德，“为子为妇为妻为母之道可谓备矣”^[23]。

善待丈夫的妓妾、抚育前妻和妓妾所生子女也是经常提及的贤妇美德。崔祐甫撰写的《唐濮州临濮县尉窦公故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颂扬崔氏善待支庶嫔妾的行为:

夫人攻苦食淡，罄心劳力，绸缪牖戶，以成其家。抚育支庶，薦慰嫔妾，不忌不刻，得其欢心，樛木螽斯之诗，言之而无怍。^[24]

前妻之子受到继母憎恶是普遍现象。《颜氏家训》云:

凡庸之性，後夫多宠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雠，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25]

颜之推所描述的现象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但在唐代也普遍存在。父亲再婚，家庭因此产生严重问题。后母和子女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彼此仇视，甚至发生凶杀事件，这已经成为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女皇武则天的家族内部就有此类激烈的争斗。武则天的母亲是其父武士彟的后妻。武士彟死后，幼年的武则天姐妹受到两个同父异母兄长的欺凌。为此，武氏铭刻在心，在掌权后进行了残酷报复，捏造罪名将兄长流放。前妻之子虐待后妻之子女，后妻也多不能善待前妻的子女，可憎的后母形象在唐人的小说笔记中屡有反映，她们不仅虐待子女，甚至残酷地杀害继子女。^[26]

低微的妓妾受到正妻的虐待也是唐代社会的常见现象。唐人有蓄养妓妾的习惯，社会上有数量众多且地位极低的妓妾，她们受到地位高贵的正妻的虐待，人生安全没有法律保障。唐前期，上层社会的男子普遍存在惧内的现象，许多贵族女性严禁丈夫纳妾，对家内已有的姬妾也严格控制，甚至加以残酷迫害。^[27]为防止正妻对纳妾行为的干扰，一些人瞒着妻子，偷偷地在外私立外宅，私养情人，这种现象一度十分严重，破坏了家庭的稳定，也扰乱了社会的正常伦理秩序，引起了封建国家的注意。唐玄宗上台后，为了整顿社会秩序，下了一系列诏令。对于别宅妇的现象，政府也明令禁止。开元三年和开元五年，皇帝两次下令禁止别立私宅，同时对那些敢于违背法令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政府在民间大肆搜查，将搜到的官员的别宅妇没入宫中，将私设别宅的官员贬到蛮荒之地为官或罚俸。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政府只得又将搜刮到的别宅妇放出宫，并强行让她们出嫁。唐代统治者对别宅妇的政策，经历了几次反复，先宽松后严厉，再放松后趋严。

为了维护和巩固父权制家庭的秩序，政府一方面禁止在家庭之外供养妇女，搜刮“别宅妇”，打击这种破坏正常家庭秩序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关系方面，政府又压抑女性，抨击和制裁女性的妒忌行为。男性士大夫希望通过正妻的忍让宽容来解决家庭内部的妻妾之争。在古代社会，妒忌被列入“七出”。“七出”是在古代法律和习俗中规定的夫妻离婚的七种条件，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等。古代士大夫认为这几种问题是很严重，需要离婚，与妻子决裂来彻底解决问题。“七出”罪名的一项就是妒忌，女子如果犯了此类错误，作为丈夫的男子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离婚。所以，“妒妇”一词在中国古代被堂而皇之地写进字典甚至法律，屡屡遭到丑化、抨击和制裁。

政府在制裁妒忌妇的同时，表彰宽忍大度的正妻。无论是在政府的诏令中，还是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男性文人们都尽力表彰那些能够宽待小妾的行为。当丈夫表示要纳妾时，礼法要求贤妻不能表现出妒忌，应宽待小妾、慈育别子(非自己所生的儿子)，以促使家族的繁荣。《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记载王太真不仅辛勤抚育非亲生的儿子，而且还优待丈夫的宠婢，经常以自己珍爱的物品拿出来给宠婢女挑选，宽容柔顺而又体恤下人，得到丈夫的夸奖。^[28]在墓志中，书写者频频使用“慈加己子”“抚鞠无异”等词赞扬继母善待继子和妓妾所生之子的行为。《唐故崔夫人墓志》称赞崔霞对丈夫的其他子女(非崔霞所生):

抚待甚慈，外姻皆不知其他出也，闻者难之。^[29]

《大唐故太原王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则称王缓对于非己所生的长男，提携左右，悉心照顾。^[30]《荥阳郑夫人墓志铭》书写者为墓主的丈夫，他对妻子郑夫人善待别子的行为尤为感激。杨牢在外有了情人，并且情人还生了一个儿子。但杨牢惧怕妻子，一直瞒着妻子，不敢让她知道此事。一次，一位女婢偶然失言，在夫人面前说出此事。夫人不仅没有发火，反而庆贺丈夫有了儿子传宗，特以锦缬二幅赏赐给女婢，而且收养了这个儿子。^[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