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的变局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唐建国约三百年，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和前期相比，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等均有较大的差别。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之史，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承北朝、隋而来，虽几次经历了王朝的变更，但政治上层都是掌握军事力量的关陇胡汉贵族地主统治集团。魏晋南北朝至隋和唐前期前后跨越了几百年，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制度都经历了多次的败颓和重建，社会性别制度也随之经历了破坏、重构和严密化的过程。

自东汉末年开始，北方胡人的铁骑大举南下，逼迫汉民族举家迁徙南下。华夏贵族在东南一带建立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北对峙。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受到挑战，思想上的一统局面也难以维系。此时魏晋玄学崇尚自然，提倡人欲。何晏与王弼注解经典，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嵇康和阮籍猛烈抨击名教礼法。社会动乱和政治上的多元化造成了中央权威的下降和思想文化的活跃解放。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名教衰微，礼崩乐坏，中央王朝和儒教失去了对社会秩序的掌控。礼教沦丧的过程，道教和佛教迅速在各地传播发展，形成了三教并立的局面。

儒家礼制体系崩坏，统治者和男性士大夫们无力整顿社会秩序，更无暇去整顿被彻底打乱的两性关系规范。晋人干宝在《晋书·孝愍帝纪》中指出了当时纲纪不立、妇道不正的种种现象:家务上，主妇不熟悉女工事务，家庭的中馈、织纴的事物皆由婢仆完成;婚姻上，女子不遵守礼法，任情而动，不耻淫佚，不拘妒忌;家庭关系中，媳妇不孝顺公婆、杀戮妾媵;在气质上，女子不遵守妇柔之道，性格刚强，黩乱上下。显然，晋末社会混乱的背景，政府对社会性别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刚柔颠倒、内外不分、上下不分、闺门不肃、嫡庶不分、贵贱不分等现象到处都是，婚姻嫁娶等方面皆违背祖制。令正统的儒学人士更为痛心的是，人们对女人违背妇德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汉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性别制度，主要内容是严格确立男女的行为规范，控制女性的言行。士大夫阶层严格区别两性不同的角色和分工，以尊、卑划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以内、外划分女性的内部空间和男性的外部空间;以刚、柔区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期待女性内主中馈，在家庭中尽妻职和母职，男性则是建功立业，在国家和社会舞台上展现才干。但是，在动乱时期，这一系列的性别界限和秩序都被打破。少数民族的女性地位较高，北朝女性在政治舞台上有突出的表现。北魏冯太后执掌权力近二十年，操纵了国家的生杀大权。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孝文帝改革，冯太后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北朝女子们甚至介入了为男子所垄断的军事领域，一些后妃公主身着铠甲征战沙场，英勇气概不逊色于男子。

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隋唐君主重新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君主在全社会重振儒学，重新统一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期望以儒学的礼制重新整肃社会混乱的秩序。但是，这样一种愿望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奏效的。唐在文化习俗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多元的格局，呈现三教并兴的局面。儒学之外，佛教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后进入了鼎盛时期，得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普遍信仰，并且影响到哲学、医学、建筑、艺术、诗歌、小说等各个方面。道教，也在李唐皇室的大力推崇下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随地域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别。魏晋以来，中原和江左的世家大族大致可以归为风俗不同的四个地域性的集团:山东士族有王、崔、卢、李、郑，尚婚娅;江左士族有过江侨姓王、谢、袁、萧和吴姓朱、张、顾、陆等著名的大族，尚人物;关中士族有韦、裴、柳、薛、杨、杜大族;代北虏姓则有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尚冠冕、贵戚。西魏、北周、隋、唐的政治上层就是由上述的代北鲜卑族大姓和关中郡姓联合组成。隋唐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身份一统天下，文化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因素，显现了较大的地区差异。

唐王朝的周边还存在着许多的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和汉民族之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的西部主要有西突厥和回鹘。西突厥控制着西部的广大地区，为争夺西域地区和唐发生过多次战争。公元745年，回鹘怀仁可汗攻灭后突厥汗国，占领原突厥故地，成为漠北强国。唐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唐的南面有南诏。南诏在今天的云南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唐的东北，则有渤海国。渤海国使用汉文，受内地文化影响很深，有“海东盛国”之称。渤海国亡，代以契丹。今天的西藏地区，唐代有吐蕃政权。它曾和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并在“安史之乱”后攻占唐的河右、陇西地区，统治该地区长达五十年。吐蕃和唐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子封为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随身带去了大量物品，并携有经史诗文、工艺历法的书籍。此后，两个民族之间来往不断。吐蕃的马和形制独特的金银器具传到内地，汉族妇女模仿吐蕃女子的妆饰，两京一度盛行吐蕃的赭面风俗。

唐王朝的对外交流空前繁荣。它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辐射到周边许多国家。许多国家的使节来到长安和洛阳拜见大唐天子，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贵族也络绎不绝的来到中国访问和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仅扬州一地，就有数千胡商居住。唐和天竺、日本、朝鲜、真腊、林邑、骠国、吐火罗国、波斯、大食等许多国家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宗教哲学、音乐绘画、医学雕塑、天文历法，甚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