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空上的差异和女性角色的多样性

男尊女卑的大格局虽然早已形成，但古代社会始终存在主从地位颠倒的现象，妇女的地位不能一概从“卑下”和“柔弱”的角度来理解。古代中国，区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东部和西部人们的生活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东部平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宜、交通发达，因开发很早，经济文化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这里生活着汉民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典章制度完备，女教发达。西部和北部的高原和草原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经济相当落后，但草原地区适宜于大规模游牧生活及军事活动，尤其适宜骑兵的发展，他们的军事实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重要影响。游牧民族性格剽悍刚健，擅长骑射，女性也泼辣刚强，不知礼仪。即使在东部的发达地区，社会内部也存在多重等级标准，性别之外，贵贱、贫富和长幼的伦理次序都对女性个体的生活状况产生影响，“孝”文化和“长幼有序”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况且，礼教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古代王朝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文化风俗千差万别，不遵循封建礼教的现象在部分地区和某些社会阶层中始终是存在的。

以婚姻制度为例，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虽然在西周时期已经普遍建立了父权制专偶婚家庭，但至秦和西汉前期，母系氏族公社遗风影响仍然很大，齐地“长女不嫁、为家主祠”、赵、中山、郑地的“奔婚”、郑卫的“男女聚会”、燕地“借妻”等婚俗都不同程度地反映旧俗的影响。直到东汉时期，随着儒学的兴盛，婚姻礼教才得普遍推行。三国两晋时期北族南移，儒学衰落，风俗发生急剧变化，士风放荡，婚姻礼制的推行在中原地区处于停滞状况。^[6]

在家庭关系中，传统文化强调男尊女卑和男刚女柔，但部分女子却大有阳刚之气，嫁给刘备的孙权之妹就颇有些英武之气，据史书记载:此女子和孙权等兄长一样，才智出众且勇猛过人。她手下侍婢百余人，也好习武，常执刀侍立在一旁。刘备虽是出生入死多次，但也因此胆战心惊。南北朝时期，阴阳错位的现象更为常见。胡人女子喜好武艺，北魏临朝的灵太后常常要舞刀弄箭一番。南朝贵族女性格也颇为刚强，南齐东昏侯凶残无道，引起了贵族们的反抗，他们密谋推翻东昏侯的统治。会稽太守王敬则参与了谋反活动，但因女婿谢眺的告发而被杀害。谢眺的妻子(王敬则的女儿)异常愤怒，怀藏利刃想杀丈夫以报父仇，谢眺十分害怕，内心惭愧，处处躲避妻子，不敢和她相见。

性别制度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发展需要漫长的过程，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个体对这一套制度的反映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唐宋以后，礼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入，女性的生活更多地受到妇德规范的束缚。但是，唐北方贵族妇女的“妒悍”和宋代北方官僚家庭的“河东狮吼”都闻名于世，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明清时期，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已经深入人心，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但部分地区仍有女刚于男的现象。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对元代都城女性的爱好作了这样的描述:元都的妇女性格狂放，游玩的热情甚于男子:

三月东岳诞，则耍松林，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盧，虽车马杂沓过，不顾。归则高冠大袖，醉舞驴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至中秋后游踪方息。

深受代北习俗熏染的女性竟然可以“醉舞于驴背”，甚至“坠驴卧地不知非家”，个性何其狂放!此书又记载当时都城的女性热衷外交，擅长于打官司:

妇人善应对官府，男子则否，五城鞭喧闹，有原被干证，俱妇人而无一男子者，即有，妇人藏其夫男而身自当之。^[7]

北京地区深受蒙古风气熏染，风俗强悍，女子主持家政兼外交，家族内的诉讼官司竟然全由女性包揽，男子反而躲躲藏藏的。这种场景在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社会中实在是别样的风景。北方地区在蒙元时期的性别关系独具特色，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传统分工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阴阳刚柔的格局也与两宋不同，女子精明强干，似更甚于男子，社会大有阴盛阳衰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