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女性群体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一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群体的变化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唐代文人们在诗歌、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形象是在特定文化环境的期望和规范下形成的，浸润着作者头脑中的性别观念，既担当着社会文化为她们安排的社会性别角色，又承载着阶级(或阶层)、民族等赋予她们的责任和义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别制度的内容。作者在描述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反映带有种种偏见的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如古代广泛流行的“女祸论”的理论，今天的人们对这样的言论觉得荒谬可笑，但它确实曾为封建士大夫所普遍笃信。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唐代妇女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从不同的侧面集中讨论唐代女性的“地位”和“形象”问题。妇女地位，是指由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关系和结构中妇女相对于男性的位置，而妇女形象则是指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形象。女性的形象和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女性形象是社会文化造就的，可以反映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同时研究妇女的地位也必须探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人们对于诗歌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往往会导致关于妇女地位的结论，许多学者对唐代的婚姻爱情观念等作出种种推测和评价，进而对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判断，甚至有人断言唐代出现了女权强化的现象，认为男尊女卑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动摇。这些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衡量一个时代女性“地位”高低的指数究竟是什么?“再嫁”是否就可以作为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唐代妇女在诗歌小说中的形象，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有联系但又有区别，后者是由历史的、政治的和诸多因素决定的。如果仅仅根据文学作品中的一二女性的行为就对妇女整体地位的高低作出判断，难免会有以偏代全的疏漏。唐代妇女是一个人数极多的群体，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她们的生存状况不仅随时间而变化，而且随着空间而变化。社会阶层的不同，女性群体内部也有巨大差异。况且，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是经过了文学家的加工，其中充满了对女性的美化和丑化，与现实生活仍有相当的距离。

本书主要从广阔的文化角度研究唐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本中女性形象是社会性别的文化表现和化身，通过符号语言及艺术作品再现社会性别地位并使它们合法化。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唐代妇女，涉及唐几百年间生活在辽阔的土地上的众多女性，她们随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群体包罗广大，从横向来看，包括各个民族、种族、阶级、等级、地区的妇女，从纵向来看还包括唐近三百年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妇女，差异极大。这种普遍存在的差异性造成了妇女生存状况的多元化，如果不通过一个个具体扎实的研究，基本情况是难以弄清楚的。唐文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当时实际生活的妇女在文本中的表现，就其社会角色和社会阶层而言，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有皇族、贵族、官僚、农妇、商妇、侠女、征妇、女尼、女道士、妓妾等，其中还包括大量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精灵鬼怪。本书不可能一一论述，兹以唐代的诗歌小说和墓志为主要线索，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类别形象进行分析，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下阐释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揭示其文化内涵，并论述唐代妇女的社会角色及其变化，以深化我们对古代女性生活的认识。

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女性比从纯历史或纯文学的角度视野更宽广，能够揭示包含在文献资料中的唐人的真实的精神世界和女性的生存状况。文学作品中妇女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与政治经济背景下女性充当的角色密不可分，反映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妇女形象的研究，必须从考察唐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着手。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样一些问题:唐代妇女的行为标准是什么?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社会文化所规定的女性气质是什么?妒、悍、淫的坏女人形象和贤德、美好的正面形象是什么?古代的伦理道德是如何塑造女人气质的?这些问题十分重要，需要我们做出回答。为了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唐文化背景下对诗歌小说和墓志中的妇女形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梳理，选择贤妇、贫妇、复仇女以及反映女性基本身份特征的女萝和兔丝意想作为研究对象，阐释统治者和士大夫所尽力表彰的模范女性和抨击的反面女性形象，揭示男女两性的关系是如何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民族的、阶级的诸种复杂社会因素的交织中历史地形成的，揭示古代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规范、塑造唐代妇女的社会角色的。

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真正的起步是在20世纪，曾经历了3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热潮。它经历了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一次热潮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妇女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随着妇女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研究也出现高潮。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些学者如陈寅恪、翦伯赞、顾颉刚等以严谨的态度和广博的学识对妇女生活的某一侧面或某一现象进行研究，撰写一系列妇女史研究的文章，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这一时期研究范围较广泛，涉及到妇女的文学、家庭生活、婚姻地位、贞节观，还讲到了娼妓。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和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是两部在学术界反响较大的专著。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对婚姻演化变迁进行了详尽论述。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则是第一部研究娼妓发展史的专著，着重分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与娼妓现象的相互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末，古代妇女研究处于低潮。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全社会思想解放，学术气氛空前活跃，跨学科研究的“妇女学”的诞生和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输入，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前60年。目前，以社会性别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角度在学术界日益普遍，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家庭和国家的机制下形成的性别秩序不仅应被视为有历史价值的研究对象，而且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学者杜芳琴在《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中，阐述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在用社会性别分析中国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闵家胤等多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合作撰写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一书是影响较大的研究两性关系的著作，此书在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纵向观察史前到当代中国的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演变，描述了中国社会由母系社会的男女关系到父系社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再到当代父系社会男女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演化过程，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化，强调将性别角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杜芳琴、王政主编的《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理论、方法重写妇女的历史，观察华夏文化中两性的社会权力、关系、运作及历史上对男女两性的建构。香港学者刘咏聪的专著《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专论中国古代和女性有关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如先秦的女祸观、汉代之妇人灾异论、中国传统的才德观、汉人对太后摄政之议等，收集了丰富的资料，研究的视角和理论都有独到之处。

唐代妇女的研究方面，高世瑜的《唐代妇女》是第一部专论唐代妇女的断代史专著，该书对上至贵族妇女，下至平民妇女及女尼、女道士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段塔丽撰写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和姚平的《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是两部对唐代女性的生活和地位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专门研究唐代小说的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研究唐代婚姻的有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邓小南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该书汇编了200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反映了海内外唐宋妇女史研究者在资料、论题、理论和视角方面作出的诸多努力，并促使了历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此外，还有大量的相关论文，如罗春雄的《论唐代的妇女参政》、关书敏的《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肖文苑的《唐诗与娼妓》、黄嫣梨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等都是资料详实、颇见功力的文章。妇女地位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后妃、娼妓、女道士的研究论文也较多，武则天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至现在，专著有20多部。这两年唐代妇女研究更为细致深入，从日常生活到婚姻家庭地位和法律地位，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军事生活，从个体研究到群体都有专文探讨。

唐代妇女形象的研究方面，张伟然的《唐宋时期峡江女性的形象及日常生活》专门论述特定地域的妇女群体的独特现象。从文学作品角度进行分析的有虞晔如、王建新的《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晏筱梅的《唐诗中所反映的唐代妇女》、黎光英的《晚唐诗的女性形象简论》、李彤的《唐代言情传奇中女性形象与传统文化制约下的男性情爱心理》、李钊平的《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和陈少琴的《唐代传奇中的娼妓形象》等。一些论文、著作从花卉、草木和动物的意象，联系到对女性人格的比德，廖开顺的《桃花文化与中国女性、中国文人》、刘入云的《试论六朝诗歌中的柳意想》、杨艳梅的《漫议宋人词笔下的柳意想》、李建国的《中国狐文化》，专门研究古代文学复仇主题的王立教授撰写了专著《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勾勒出古代复仇文学主题的基本面貌，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古代女性的复仇故事。王立和刘卫英等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比较东西方女性复仇的不同点，如刘卫英的《弱者反抗的最后一着——古代文学复仇主题中的女性》。

关于《长恨歌》和杨贵妃，论文数量众多。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考察《长恨歌》故事的衍变，指出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则对杨玉环的事迹提出质疑。这两篇文章在研究上具有开拓性，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对杨玉环形象研究不断深入，如张国光《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等。

对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人诗歌中的妇女形象和女性观的研究也是热点话题。二十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唐诗探讨下层女性生活，如秦桂祥《白香山诗中关于非战思想及妇女问题之探讨》、杜呈祥的《杜诗中的唐代妇女》。40年代，刘开荣对唐诗歌中的妇女形象进行了系列研究，著有《唐诗中所见当时劳动妇女的生活》、《唐诗中所见当时民间妇女的日常生活》等。80年代后，有王滋源的《杜甫的妇女观》、蔡正发的《白居易妇女观管窥》、王秉钧的《为妇女呼吁鸣不平的白居易》、王巍的《试论建安文人的妇女题材之作》等，这些论文研究怨妇、寡妇、饥妇、弃妇等不同的形象，对诗歌中的劳动妇女形象，如采莲女、采菱女、桑女、织妇、胡姬等皆有涉及。

上述成果为研究提供了基础，对本文的写作有启迪和参考作用。但是，唐代的妇女形象方面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是现有的成果尚难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深入地剖析男尊女卑思想，更难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状况的变化。理论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部分成果甚至还渗透着作者本身对女性的偏见。二是对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关系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有些学者在进行宏观研究时，缺乏个案和微观的分析，喜好轻率地下结论;有些学者在从事微观研究时候，忽视时代的变迁，忽视对时代的经济文化背景的分析。三是综合研究不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出现脱节的现象。由于对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研究较少，对法律规定的经济权力和地方习俗中女性对家庭、家族财产的支配权力等研究更少，在群体研究上对下层妇女、区域妇女的考察不多，妇女史研究的整体薄弱状况影响到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阐释的深度。

本书较多地采取文史互证、微观和宏观结合的方法，借鉴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成果，对唐代的妇女地位和形象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力求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透视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在研究中，突出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资料的全面搜集梳理

对现有的正史、小说笔记、戏剧故事、碑志文书、历代家训、诗歌方面的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在广泛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

(二)广泛阅读国内外关于妇女发展的理论，借鉴国外女权主义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方法

20世纪70年代初，女权主义学者提出，人类社会除了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即将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1988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并“成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指出是社会造成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斯科特强调，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具有四个相关的因素:第一，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例如，西方传统中的夏娃和玛丽亚。第二，规范化的概念，这些概念解释了象征的含义，限定了比喻的各种可能性。这些概念大多反映在宗教、教育、法律、科学和政治教义中，通常以固定的两极对立形式出现。第三，政治学概念的采用，社会组织与机构的引用。第四，主观认同。西方社会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面对的问题，但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观察社会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是如何作用于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认识历史现象的视角。

(三)文史结合的方法

广泛阅览各种资料，吸收文学史和古代史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考察社会的整个文化背景着手进行妇女形象的研究，从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宗教、语言、社会制度、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等出发，勾画出妇女的面貌，对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作出恰如其分的阐释。

目前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学科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进一步加强。我们必须从多种视角、运用多种理论、采用相应的方法研究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包括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家庭功能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等，对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的性别制度起源很早。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就确立了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阴阳平衡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两汉时期的儒生将男尊女卑进一步强化为天的意志，性别制度逐步定型化、系统化。隋唐社会上承汉晋南北朝，下启五代宋元诸朝，女性的生活状况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李唐近三百年的统治时期，汉民族传统的妇德女教、源自代北的胡风胡俗和佛教的理论都曾对妇女生活发生重要影响。首先，在唐代的女性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晋以来的妇德女教，隋唐皇族以汉魏儒学为立国的根本，采取种种措施强化礼制对人们生活的规范，礼法在女性生活中日趋重要。其次，胡风胡俗对北方地区的女性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关陇地区向来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女性豪爽刚健、不拘礼仪;山东地区虽也熏染代北风俗，但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山东大族自矜门风，重视对女子的训诫，与关陇地区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东南一带与北方不同，该区长期受汉民族的女教熏陶，女子遵守妇道，性格上也更富于“阴柔”之特色。再次，佛教深入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一体。佛教理论提倡孝道、贞节观，在夸大性别差异和强化父权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多种文化的影响下，唐代主流文化所推崇的模范女性形象仍然是贤妇形象。唐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普遍特征是“柔弱”，而女性的理想的发展模式是“贤妇”，贤妇是主流文化推崇的模范女性形象。贤妇形象集中体现了社会及思想文化对女子行为规范的要求。唐人为妇女所撰写的众多墓志充分展现了模式化的贤妇形象:出身高门大族、性情柔顺、品德高尚、孝顺长辈、勤俭持家、才智出众、睦处六姻。这些特征既反映汉晋以来汉民族文化传统对女子道德规范的要求，又显现了隋唐特有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唐代社会赞赏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见识高远、文才卓著，能妥善处理众多姻亲关系的主妇，给予她们施展才能的空间。她们较高的素质也促使了母教的成功和社会文化的繁荣。

古代社会，女性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以农妇为主的社会下层贫苦女性。然而，历代诗歌中反映下层女性的诗歌很少。“安史之乱”后，唐诗中出现一批蕴涵深厚社会内容的贫妇诗，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贫苦女性形象，主题突出，语言质朴而深沉哀痛，艺术成就高，具有极大的魅力。唐代贫妇诗数量多，大多以“贫女”“贫妇”“苦妇”“织女”“寡妇”“卒妻”为题，描述了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贫苦女性的生活，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贫妇诗的发展与诗歌的全面发展和士人心态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盛衰转折时期的杜甫等人的诗篇突出地显现了动乱背景下普通女性的人生厄运，揭示了战争给妇女及其家庭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的贫妇诗主要反映苛捐杂税压榨下普通妇女的生存境况。晚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的贫妇诗着重刻画了衰世女性的人生悲剧。贫妇诗展现了下层女性穷困至极的生存状况和忧愁悲哀的心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中丑陋、贫穷的一面。诗人们以深邃的目光观察贫妇的人生悲剧，诗风哀痛深沉、寓意深远，拓宽了唐诗的内容和境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复仇是一种文化现象。女人以何种方式复仇?如何复仇?复仇的目的是什么?它们不仅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同时还有着深厚的性别文化内涵。唐代的复仇故事中，《谢小娥传》和《窦凝妾》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塑造了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复仇女性形象。谢小娥的事迹及其传播是在中唐以后，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将此事编入《列女传》。谢小娥是一个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复仇者。她同时为父亲和丈夫报仇，女扮男装，在千辛万苦地完成了复仇大业的同时还保全了贞节，随后又出家为尼。她复仇的动机和复仇后的归宿都反映了唐中期以后礼制对女性生活控制的强化。谢小娥是唐人所塑造的符合社会伦理标准的复仇女性形象。窦凝妾的复仇与谢小娥截然不同，弃妇窦凝妾不仅属于柔弱的女性，而且属于卑贱的妾，处于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她生前遭受了丈夫惨绝人寰的虐杀，死后在阴间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活动。窦凝妾的故事曲折、生动，展现了完整的复仇过程，显现了唐代身份低微的女性的惨痛人生。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也是文学作品中反复被咏颂褒贬的人物形象。杨玉环是“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叛军攻破长安后随皇帝南奔，在马嵬坡被逼自杀。杨玉环对“安史之乱”的爆发负有一定的责任。“安史之乱”后，随着男性士大夫阶层心态的变化，诗歌中的玉环形象产生种种衍变。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杜甫等诗人在愤怒地谴责嬖宠的同时流露出一丝伤感之情。元稹、白居易等战争后出身的中原诗人充满了对开元、天宝年间繁华生活的眷念。在浓郁的怀旧情结观照之下，他们刻意渲染杨妃魅力，塑造了一位具有倾国倾城魅力的后妃形象。出身在9世纪以后的杜牧、李商隐等诗人在诗歌中多借李杨旧事抒发失落、惆怅的情怀。这些诗作多以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马嵬”“华清”“骊山”等为题，对杨妃往往持同情态度，诗歌精致细腻、凄美哀婉。诗人们对杨妃的态度经历了从痛斥嬖宠到追念帝妃旧事，然后再到哀怜佳人下场的诸多复杂变化。数量众多的相关诗歌极大地提升了杨玉环在历史上的地位。

用自然界的植物拟喻女性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手法。自然界的水、月、地，动植物中的兔丝、女萝、华、柳和狐狸等都频繁地被比拟为女人。这些女性象征符号的产生和变化蕴涵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内容。魏晋至隋唐时期，兔丝和女萝在文人们创作的诗歌中大量出现，并与女性的生活密不可分。二者具有柔弱易凋和寄生等生物特性，这些特性恰与父权制下女人的身份特征一致。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法血缘家族剥夺了女性独立的生存空间，迫使她们如兔丝女萝般依附生存。自汉代开始，咏颂兔丝女萝的诗歌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相关咏作从写形到述怀，表达卑弱者带有几分幽怨的情感。伴随着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多以兔丝和女萝拟喻女性，与当时现实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密切相连。这些“兔丝”和“女萝”柔弱、依附、哀愁，具有鲜明的女性人格特征。汉唐时期逐步形成几种用兔丝女萝拟喻人类社会性别关系的咏颂模式:松、萝比照的模式和松、兔丝的比照模式，用兔丝、女萝模式，兔丝、蓬麻模式比拟社会下层的夫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