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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性形象研究》一书是张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推出的新作。盛唐研究是国内史学界和国际汉学界长盛不衰的课题，专门的妇女(或女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陈出新，这在该书的研究回顾中已基本囊括无遗。据我所知，近几年来唐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更多集中在制度(婚姻、家庭、宫廷、青楼等)、上层妇女和才女(贵族、青楼、尼道妇女)方面，现在的转向大抵分为:有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女性群体生活史的、有全面考察妇女地位的、有从女性主义角度写女性生命历程的，还有从后结构主义研究“唐话语中的性别政治”的。不过，更多的研究是关于女性写作的，这已经属于文学史的范畴了。在历史研究领域中，过去的理论范式、常用概念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影响，更多使用“地位分析”框架，研究者普遍认为唐代是一个开放自由、妇女地位高的时代;现在开始将研究复杂化，不大轻易以地位高低作判断，尝试运用社会性别范畴分析唐代妇女与性别关系了。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一是妇女性别研究的兴起，妇女性别史在中国大陆也成为小气候，但学者多是女性且不固定，一直未被史学主流接纳;二是最近几年国内人文学科女研究生数量的激增，无论读硕还是读博，她们很多人选取妇女或性别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吧。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史学界对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妇女性别史知之甚少，即使导师不阻止，也发生导师指导乏力的状况，许多研究生或“无师自通”，或沿袭老路，仍动辄用“压迫”“受害”论妇女，以“地位高低”作判断;一提到唐代，就是社会开放啊，女性自由啊，不过是“压迫—解放”分析框架的推衍而已。

张菁的研究未循此道，在国内算是另辟蹊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喜欢文史，先学史学，后读博士攻文学，她不但受到很好的唐代史和阅读典籍的学术训练，还逐渐接触了国内新兴的妇女性别研究，随着学识和阅历的增长，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女性性别研究的课题。幸运的是，她遇到好导师，既鼓励她眼光向外，又对她要求甚严。这样，张菁得以在文史研究、社会研究甚至妇女性别研究之间游走、探索，能在唐代女性形象研究中将文史打通，将中外研究成果穷尽，将国内外较先进的理论方法为己所用，在掌握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从妇女的角度切入把握唐代社会风貌，于是能够见到与以往不同的女性图景面相——有唐一代士大夫理想的贤妇、男诗人眼中的贫妇、社会宽容的受迫害的复仇女子、事随境迁的“祸水”女性以及男性审美欲望与焦虑投射的多种女性形象象征形态……又从男女互相观照映衬作用中反映出比较真实可感的性别关系。这种妇女面相的差异也在告诉我们，即使在唐代，妇女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分类型和层次的。妇女的类别不但与现实中的男性相依存，而且也与男性的想象欲望相关联。这就是张菁的书不同于国内唐代妇女史研究的大一统的妇女地位分析的地方，也是本书的重要贡献。

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结合张菁的具体研究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申述该书的特点或曰创新之处:

首先，研究范式的改变和创新。张菁在研究中将文史打通，突破传统史学研究妇女以制度、生活和人物史为中心的范式，同时还打破古代文学研究以才女作品为中心的惯例，做到以史为经(骨架)，以文为纬(血肉)，勾勒出男性视野中、男性建构下的两性关系中的不同的女性群像，通过多样化的女性群像折射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妇女史研究者指出，造成史学对妇女的遗忘是由于以往的历史由男性记录和阐释的，妇女本身没有史载的权利和言说的能力，男性记载的正史中很难找到妇女的材料，特别是普通妇女的材料。今天如果还一味迷信正史、典章，不突破史载的限制，重构妇女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为妇女史写作提供了跨学科领域研究范式的材料基础，关键是如何使用和解读这些材料。张菁书中使用的基本是男性的文本，如何分析解读这些男性诗歌、小说?它们与同出于男性之手的墓碑志文以及正史、方志材料有什么区别?应如何分别处置?男性的“声音”能够代表妇女发声吗?今天能从男性的声音中发现真实的妇女生活状况和内心感受吗?这些疑窦，既是作者需要突破的难点，也是创新所在。社会性别分析的运用对作者的助力不小，如她经常提及，贤妇是男性士大夫及其倡导的社会性别制度对妇女的建构，贫妇是乱世有良知的诗人对下层妇女的移情和同情，这些情境化的性别关系，具有真实可信性。当然，男女声音都需要经过解构分析，这一过程就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如果张菁能够尽量找到女声引征阐述，与对男声的分析进行比照，关于女性的面貌可能就会更全面。

其次，新视角、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尝试。张菁以实证史学为追求，立志将典籍和考古发掘一网打尽，以写作唐代妇女史为己任。在此期间，她较早且意外地发现了妇女学这片新天地，并很快将这个领域中有用的理论、概念、方法用到研究中，力求达到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的跨越。国内史学界有人将追求新理论新方法看成是取巧追风因而不屑，甚至看成与实证研究势同水火，这还是二元思维在作怪。习惯了固定的理论、概念术语甚至表达方式，排异的惯性使人不乐意接受新东西，特别是使中国学者引为自豪的古代史研究，惯性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张菁身在古代史界，却愿意尝试中外新老理论方法的嫁接，尽管她常说这种整合嫁接不容易，但还是能从她的书中看出这种新视角、概念和方法引入的成效。仅举数端:

“社会性别”概念和性别分析范畴和方法的使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不习惯甚至鄙视理论架构，认为“材料会张口说话”。重视材料没有错，但没有理论的统领导致研究的盲目性，没有新视角、新方法的妇女史研究被称作“性别盲视”，不会有更多新意。张菁书中尽管没有长篇大论地复述社会性别的各种定义、体系结构，但她理解了社会性别的精髓，如社会性别是一种对人的社会文化建构，是性别间的关系而且是权力关系，同时也是对人的行为和性别特质的规范，还是一整套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这在书中都涉及到了。我感到，作者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感悟，表现在不是单一看妇女、谈妇女，而是把妇女放在性别关系之中，如理想的贤妇、被哀愍的贫妇、值得同情的复仇怨女、始贬毁后哀矜的祸水嬖女和倾注爱恶贬扬等情感的阴柔美艳哀愁女子……无不是在男性的视野下和性别权力关系建构中生存、互动、适应、反抗的。作者对各类妇女在上述背景下的存在状况和情感世界的分析，很谨慎，有节制，本着点到为止，没有简单搬用西方的时髦术语乱套中国的情况。作者自谦说，在学习试用阶段，不可能走得太远。这也是作者的清醒之处，认识到再好的工具也得看对象，有的放矢，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这也为今后的本土探索与理论深化留下发展空间。

把握社会性别与其他分析因素的关系。研究妇女史，社会性别是有效的分析范畴，但不是唯一的分析元素，社会性别系统是与其他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如与社会变革、战乱、经济、政治等因素密不可分。对个人来说，影响身份建构、生存状况的，不仅仅是性别。性别因素对妇女起重要作用，但民族的、阶层以及地域等各种因素都会发生作用，都会与性别因素发生交叉或者同时起作用。唐代妇女史研究也不例外。如从阶级阶层来说，就有了贵妇(女皇、后妃和公主，还有士大夫家庭的贤妇等)和贫妇(寡妇、病妇、弃妇和受欺凌的妾妇等)之分。民族因素对唐代妇女风貌——勇武、泼辣、刚强的影响是学界一致认同的，即使像谢小娥、窦凝妾那样的民间女子甚至弃妾，也刚强不屈地进行复仇伸冤，就与当时的北方民族融合的文化风尚有关。该书将更多的篇幅给予常被历史忽略的下层弱势妇女，尽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勾勒她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心态，而对人们追逐的女皇、后妃、公主、才女却用笔不多。不是未入作者研究视野，实是避免重复他人。另外，也从中可见作者对下层妇女关怀和锐意创新的苦心孤诣。

注重妇女的能动甚至反抗精神。书中特别表现在对“复仇女性”这类女子专列章节上。尽管像谢小娥、窦凝妾一类的受害女性的反抗不可能是制度性的，只是血亲复仇或者为自己伸冤报仇，但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除恶务尽的精神——不但在阳世复仇，即使到虚拟的阴间也要雪恨报复，足以一扫对受害弱女子哀哭无告、屈从命运或含恨而死的刻板认识。这在唐代也是一种社会现实，仅唐代小说就记录了复仇女性群类及其共性。张菁向人们揭示这类妇女存在的意义，正是“反映了处于阶级和性别双重压榨之下的弱女子对不公正社会的抗争”。在唐代晚期开始提倡妇女对丈夫的忠贞时，作为受害的妻妾婢姬却向滥用夫(主)权发起反抗，这种以暴还暴的惨剧至今重演，实令人深思。唐以降，夫权家庭越来越加强对妇女的控制——一是严格礼教家训，一是对女性夫家身份的某种高扬，无非是大棒加胡萝卜的双重手段，不能不说是对这种反抗的一种回应措施。

再次，新材料的使用丰富了史料的内涵，加强了分析的深度。文史互证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历史研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妇女性别史研究领域，海外汉学家做出很好的示范，如高彦颐、苏珊·曼等将诗文作为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妇女史研究，这已经超出了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功能。张菁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唐人的诗文、小说，还有墓志、碑文，当然还有正史、野史、笔记等多种史料，在材料的开发阐释方面做出新探索。愚以为，墓志的大量引用和分门别类的阐述，使多不见于史籍的各类“贤妇”浮出地表，创获最多。如从大量墓志记载中，分析贤妇在家国中的位置，体现性别制度在唐代的实践和贤妇在道德上的价值;分析贤妇出身门第高贵、遵循儒家道德规范与多才艺、和六亲的特点;还特别论证才智特异型的贤妇在唐代文化方面的贡献，特别指出唐代出现如武则天、上官婉儿、平阳公主、太平公主、和政公主等一批历史上罕见的奇女子，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作者在以史料论证的同时，还直接赞扬更多的妇女“睿智卓越，见识高远，她们主持家政，训育子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之际不屈不挠地抗争，她们所表现的胆量、智慧和勇气不逊于同时代的男儿……”这决非溢美之虚词，而是以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墓志为佐证的。当然，对于诗歌小说的使用，需要更多考量写作者与被现者的复杂关系以及双方被建构的经验之间存在的张力。还有时代环境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如果不计这些因素把诗词直接作为事实的呈现，多少有一些简单化处理。即使在墓志的使用上，也存在作者和家属同谋虚饰和拔高墓主的弊端。这涉及到对可以作为史料的材料的分类处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看待史料是否具有“透明性”和语言的“纯真性”的问题。

愚以为，作为以诗歌、墓志、小说等个人情感化文本分析为主的史著，不但需要更深层地追溯表层语言中的多重深层意义，还应该揭示各类被建构的女性之间和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勇武豪侠与柔弱顺从如何集贤妇于一身?美丽媚惑与放浪狡黠的女性何以对男性具有永久吸引力，同时又怀着无限的焦虑恐惧?还有，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屈从父权制?什么情况下反抗?……这些也是常常困扰着我本人的难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一一求解。

我认识张菁只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地隔南北，却心有灵犀。我们以文会友，以会交流，偶通电话、邮件，也是以妇女史结缘。我为她坚守唐代妇女性别史，与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在这一领地耕耘不辍而钦佩;也为她不断提出一个个诱人的新议题，指导出一篇篇学生的优秀论文而鼓舞。这里，我为她的第一部著作出版而欣喜，也为她未来有实证的、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的唐代妇女性别史研究计划而欢呼，更对她和学生们的累累硕果而翘首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