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高歌——试论巴别尔《骑兵军》与红柯《西去的骑手》
Singing Humanity——Discussed Babel"Cavalry Army"and Hong Ke"West to the Rider"
丁万花
Ding Wanhua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以巴别尔的《骑兵军》和红柯《西去的骑手》两部作品为例，从其小说中共同揭示的人性的角度入手，尽管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因素迥然不同，但都描写骑兵，字里行间氤氲的气韵却有几分相似。在共同描写战争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作品的不同寓意。
【关键词】骑兵军；西去的骑手；人性
巴别尔被誉为“苏联的莫泊桑”。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有史以来全球100位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居于榜首。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主要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这又不同于传统的战争文学，这里没有历史文献的苍白和抽象，而更能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个霸气、豪气、匪气冲天的哥萨克壮士。
中国，有一位醉心于俄罗斯文学的作家，同时，又有与巴别尔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便是红柯。20世纪90年代，红柯开始阅读巴别尔，在这位精神导师的引导下，他创作了《西去的骑手》。同样，在这部著作中，作家并没有描写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也没有以好坏的标准来评价英雄，而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英雄的剽悍和野性上。
一、巴别尔：复杂的人性
如果说《恰巴耶夫》、《毁灭》、《铁流》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主要反映了苏联红军和人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讴歌了苏联人民和军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那么，《骑兵军》则真实、客观地展现了苏波战争，作者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战争环境扭曲了的，使之病态化了的，并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饿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骑兵军》的主人公是一群哥萨克士兵。哥萨克一词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草莽英雄”或“浪子”，指在社会中失去归宿而在草原上觅得家园的人。哥萨克是欧亚大陆上的斯巴达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是15世纪后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的平民。起初在黑海以北，伏尔加河以西的顿河流域一带群集，渐而称雄。哥萨克酷爱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天生就是战士和杀手，以致不事耕种，只把大片耕地租给农民。他们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尚武是他们的本性，当拿破仑兵败俄罗斯而在天寒地冻中撤退时，是他们尾随蚕食了法国远征军，并因其残忍的兽性，被拿破仑贬为“人类的耻辱”。而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哥萨克从来就不仅仅是冷酷的杀手，野蛮的屠夫，他们还代表了力与美，代表了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古老纯真岁月。(1)
巴别尔以精练的，常常近似心理自然主义的手法讲述人们身上那种非人的因素。他那些狂暴好斗的伙伴不仅蔑视他的温顺，还以为他们是平等的和美好的生活的热情倡导者。他们的刀剑随着战斗口号“乌拉，世界革命”而左右飞舞。
《骑兵军》中的名篇《我的第一只鹅》，讲述了一个书生加入哥萨克的故事，在加入这支队伍时，遇到了“障碍”。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给书生的第一印象是“他身躯魁梧健美得令我惊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2)，这给读者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印证了他们是力与美的代表。随后，当得知我是一个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时，他嘲笑地说了句“原来是喝墨水的，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3)。后来设营员告诉我“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4)。同时告诉我融入他们的秘诀：“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的越好，那战士们就跟你热乎了……”(5)当我还没反应过来时“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盘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转过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6)，从这里可以读出他们天性的淳朴和幽默，没有伪饰和所谓的文明。“我”必须以哥萨克的方式行事才能获得认可与接纳，“我掉过头去看，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鞋子下咔嚓一声碎了，里面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7)。我就是用这种让自己后来感到“我的心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8)的方式，得到了“这小子跟咱们合得来”(9)的哥萨克们的认同。
《我的第一只鹅》仿佛浓缩了巴别尔全部的犹太情结和全部的哥萨克情结。在战地记者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是一群血淋淋的“有纪律的野兽”，他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抢劫民宅，捣毁教堂，折磨逃兵，滥杀俘虏，把女人当成泄欲的工具，但个个浑身是胆，永不服输，视死如归，一诺千金，对战马有深情，对战友有大爱。在血腥的战场上，一个犹太人和一群哥萨克并肩战斗——一面是文明，一面是野蛮；一方是诗人，一方是屠夫。它赋予了巴别尔小说全部的内在活力。(10)
巴别尔在作品中提到了排犹，如《小城别烈斯捷奇科》就写到了，“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名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卷发的小伙子揪过老人的脑袋，夹在胳肢窝里。犹太老人不在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卷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11)。杀人对哥萨克来说，是家常便饭，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将这一事实记录了下来，引起人对战争，人性的思考。在《泅渡兹勃鲁契河》里，作者只是波兰犹太人悲剧的“忠实”记录者，是那个犹太女人哭诉中，才完整再现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她向“我”讲述了波兰人杀她爹的情景：“波兰人砍他脑袋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12)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以往历史文献上战争的壮观，留给我们的是暴力和残忍。
有时候，哥萨克竟成了浪漫的幻想者。在部队沿着堆满尸体和伤员的大路撤退之后，一个名叫西多罗夫的指挥官在一间即将倒塌的小茅屋里休息。空气中充满令人作呕的尸臭。但是他还是借着闪烁的烛光，写信回忆起意大利、古罗马的圆形演技场、古罗马的朱比特神殿，以及芬芳的意大利的坎帕格纳大平原。（《意大利的太阳》）一个名叫萨什卡的年轻的梅毒患者会向他沮丧的战友们唱起歌来，歌颂他的家乡，星星在草原上空闪闪发光。他还看到他母亲的那只“悲惨的手”。（《歌谣》）还有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加尔金，他在前线一家军报当编辑，他憧憬美好的未来。在那儿，所有现在这种种恐怖都将被忘却，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夜》）
身为犹太人的巴别尔，在同哥萨克们的交往中，不仅完整地看到这一独特的族群，同时，也使他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入地思考人性的复杂。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别尔描述更多的是战争的残酷，他关注最多的是战争背后的人性，人的内心，人的灵魂。可以说，巴别尔所有描写战争的故事都是恐怖的，是梦魇般的。他在描写粗鲁的同时，又描写温柔；在描写凶狠残忍的同时，又描写高尚的理想；在描写放荡和亵渎之后，紧接着就是英雄的牺牲。这不仅是巴别尔的风格和艺术特点，我们从这些背后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以致我在《战斗之后》发出“我已精疲力竭，在坟墓的桂冠的重压下，伛偻着腰向前行去，央求着命运赐予我简单的本领——杀人的本领”(13)的呐喊，在腥风血雨的征途中，巴别尔为犹太人的命运悲伤，但却向往成为他们的天敌——哥萨克，对屠夫们既充满恐惧，又暗自崇拜的巴别尔，在其作品中同样也为我们塑造了人性的复杂。
二、红柯：自然的人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同巴别尔一样歌颂人性的作家，那就是红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然而却把十年的青春时光留在了新疆天山脚下，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社区。正如他在《西去的骑手》附录有一篇“访谈录”中说道：“我当时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汉唐雄风，而回民做得好。他们人少，但有一种壮烈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几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种血性又恢复起来。……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身的东西。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对死的平淡看待和对生的极端重视。新疆有中原文化没有的刚烈，有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文化漠视的东西。”(14)这里，所谓的“血性”，即是作者赞美性格的原始强力，追求人性的自然生长。
“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阿拉伯民族，他们世世代代依水而居，常常为了争夺水源、牧场而进行血腥仇杀，他们将剽悍、武力视为生存的保证，在其深层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勇敢和冒险精神。”(15)他们正直、坦率、诚实、守信、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行不为。为维护正义、主持公道，穆斯林是挺身以赴，不避艰险的。在红柯看来，伊斯兰文化所散发出的剽悍和野性之力正是对一种生命本真状态的呼唤。
《西去的骑手》是一部西部英雄的史诗，作品为我们塑造了原始野性的文化人格。这篇为作家赢得广泛赞誉的作品，描写了西北回族传奇人物马仲英和新疆军阀盛世才之间的相互斗争的故事。血性的张扬，生命力的勃发，渗透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者并没有刻画硝烟四起的战场，而是将马仲英与盛世才作对比，让读者在这部“野史化”的小说里，看到分别成长在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英雄性格，一个痴绝狂异，简单快意；一个阴险豪迈，复杂多疑。以马仲英和盛世才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主角，在单纯的“骑手”和阴险的政客的性格对撞中，完成了作者对西部血性男儿生命的礼赞。
作品中，在马仲英身上，更多男儿血性，他是西北地域文化所孕育出的一个少年英雄。马仲英拥有了一个骑士所有的光荣，他坦坦荡荡做人，坦率真挚的用情，痛快淋漓地活着。他如旷野飙风般自由，与冯玉祥打，与苏联人打，与盛世才打。他是一位充满着热血野性和反叛精神的西部骑手，有着原始的蛮勇和大漠骑士的剽悍。马仲英率领他的马队在瀚海纵横驰骋，迅疾如风，飘忽不定，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如同儿戏，那阵阵壮怀激烈的蹄声，成为现代史上古典英雄神话的绝响。他漠视死亡，在他看来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马仲英落尘乱世，漂无定所，但他个性张扬，天真率直，相信自我，崇尚武力，坚持极端民族主义，成于斯亦毁于斯。这样一个孩童式的人物，是纯洁的自然的造物，他遵循自己的原则行事，不作过多的思考，虽最终因此而导致战斗失败，却让读者更为震撼，他的勇武和剽悍以及对正义对友情的理解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受。红河曾经说过：“我不信宗教，但我喜欢‘清真’二字，即清洁又本真。”(16)马仲英身上正熔铸了穆斯林民族豪放血性而简单的思维方式，他们率直而不善于心计。马仲英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带有原始感的植根于大漠荒原的生命野性，其雄阔强悍与中亚大漠草原融为一体的坦荡与豪迈才愈发闪现出耀目的光彩。
出生于东北并东渡日本进军校学习的盛世才，与马仲英相比，盛世才可没那么单纯，他则是一个阴险豪迈，复杂多疑的人。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满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当一个国防参谋而远走新疆，在新疆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盛世才在新疆灵活地周旋于强敌苏联以及延安和重庆中央政府之间，他懂得在进退之间明哲保身，保持了“新疆王”的地位，成为新疆的独裁者。他精于谋略，在一次次的血腥谋杀中，维护着自己罪恶的统治权。他由一个热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狡诈的政客和残忍的独裁者，这与不懂政治导致失败的马仲英相比，更衬托出没有成熟而腐朽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客文化的污染与锈蚀，马仲英显得更加自然而透明，具有一种自由之美，精犷豪放之美，神奇之美。
三、不同的归途
巴别尔和红柯都为我们歌唱人性，而两位向我们揭示的背后的寓意却是不同的。
在《骑兵军》中，巴别尔很少花笔墨渲染战争的激烈，士兵的英勇，而是重点写战争对人的精神世界，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伤害和破坏，与以往的战争题材不同，巴别尔站在人的角度，从人性的立场审视战争。
巴别尔在《基大利》篇中，通过“我”与一个小店铺犹太人老板基大利的对话，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战争、革命的思考。基大利说：“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17)这段话虽由基大利说出，但这也是作者的疑惑“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在从一个旁观者到当事人，他从多侧面的描写，揭示着人物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状态，他不仅在审视战争，也在审视着自己的良知。“我们，有学问的人，都仆倒在地，高呼：我们在遭难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革命在哪里？”(18)
在《拉比》中，作者借基大利之口，说出了他对战争环境下的人的总体认识，他说：“……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母亲一旦故世，会把对她的回忆留于世间,谁也不会亵渎这种回忆。对母亲的追念把同情灌输给我们，一如浩瀚的大海把水灌输给分割世界的河川……”(19)在这里，母爱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作者用它来打量战争，审视人性，相对于母爱的永恒，战争革命是短暂的，正如《马背日记》中写到：“该诅咒的当兵生涯，该诅咒的战争，把受尽折磨，变得野蛮，暂时还健康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20)，也如《骑兵军·夜》中：“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21)作者诅咒战争，是战争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骑兵军》显然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深入而新颖的延续，作者在思考战争时，始终有一种“悲悯”的眼光。在战争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作者超越了以往战争文学，使得战争小说剥去了一般的颂歌特征，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全部看法。相比于巴别尔对战争、人性的思考，红柯为我们展示的是他对一种生命力，生命意志的呼唤。
红柯在《西去的骑手·自序》中愤言：“内地哪有什么孩子，都是一些小大人，在娘胎里就已经丧失了儿童的天性。内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也是动物世界。”(22)在《神性之大美》的对话中也说：“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过程中的人，基本上变成了虫子。”(23)过激之词鲜明昭示着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赞许和对内地甚至是人类生态文化更深的热望。
十年的新疆生活，使红柯对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浸透着一种浓烈的血性力量和原始的生命激情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生命本真的光辉，而浸润在千年儒家传统之中的汉族文化，相对缺乏的就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这种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表现的是他对西部血性男儿的一种想象和重塑，对辉煌生命的渴望和礼赞。小说结尾英雄骑士的消失，是一种血性的消失，是纯真的死亡，盛世才重病同时被调离军事部门,就任农林部长一职，使他将远离政治的互相倾轧，回归质朴简单的生活，小说透视的正是当下的文化寻根，几千年沉重的机体将使我们的探寻之路任重而道远。而浸透着一种浓烈的血性力量和原始的生命激情的少数民族文化，恰恰可以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
透过《西去的骑手》我们可以看到，红柯以伊斯兰文化的精神品格高倡当代小说野性精神，意在呼唤生命本真状态的回归，借以消解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糜烂的当下社会之文化焦虑。在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中，他独具的开放眼光和自觉意识,在异域的另一种文化氛围中，他找到的不仅是自己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是使传统文化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源泉。
鲁迅曾经说过：“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24)他批评杭州的风景“显得小家子气，气派不大”(25)，以为，“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在《野草·雪》里，与“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血”相比较，他显然更醉心于“朔方的雪花”——“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26)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也在呼唤自然本性的野性。我们可以把红柯看作对鲁迅思想的继承，他们都是在博大的、运动着的“自然”中，唤起人的高贵，发现“人”与“自己”。
作者简介：丁万花，女，新疆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08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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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M].引自骑兵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7页.
(2)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0页.
(3)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1页.
(4)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2页.
(5)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3页.
(6)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0页.
(7)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1页.
(8)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0页.
(9)巴别尔.骑兵军·我的第一只鹅[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1页.
(10)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M].引自骑兵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9页.
(11)巴别尔.骑兵军·小城别烈斯捷奇科[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0页.
(12)巴别尔.骑兵军·泅渡兹勃鲁契河[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页.
(13)巴别尔.骑兵军·战斗之后[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0页.
(14)红柯.西去的骑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94页.
(15)转引自韦建国、吴孝成等.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西北多民族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61页.
(16)红柯.红柯散文[J].青海的高车.绿洲，2000(4).
(17)巴别尔.骑兵军·基大利[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8页.
(18)巴别尔.骑兵军·基大利[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8页.
(19)巴别尔.骑兵军·拉比[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4页.
(20)巴别尔.马背日记[M].（1920.7——9）.王天兵编.徐振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3页.
(21)巴别尔.骑兵军·夜[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0页.
(22)红柯.西去的骑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3)红柯.神性之大美——与李敬泽对话.敬畏苍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4)书信·350901·致萧军.鲁迅全集[M].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0页.
(25)川岛.忆鲁迅先生1928年杭州之游.
(26)野草·雪.鲁迅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