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浪的路上追寻：勒克莱齐奥《金鱼》解读
Pursue on the Wandering Road: Interpretation of Le Clé zio’s"Goldfish"
李双双
Li Shuangshuang
【内容摘要】在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被描述成“新的旅程，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尽管世界上有些国家的评论家和作家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但是通过读他的作品后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确如评语中所言，以文学为桥梁探索了主流文明之外的人类和为文明隐匿的人性。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情怀与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和精神追求，这是其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原因也正成为当下世界文学创作理应关注的新焦点。《金鱼》是他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流浪、成长、追寻等角度来分析文本。
【关键词】《金鱼》；流浪；成长；追寻；回家
《金鱼》是勒克莱齐奥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书名来自于纳瓦特尔语(1)的一句谚语：“哦，金鱼，可爱的小金鱼，你一定要当心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向你张开的美丽的网！”(2)金鱼，理应为供人欣赏之物，而莱拉这条金鱼却饱尝被憧憬为理想天堂的西方发达社会的真情冷暖和颠沛流离。在动物链的结构中，金鱼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物种，只会遭到其他物种的压迫和进攻。自莱拉六岁被自己的部族拐卖到摩洛哥以后，一系列的进攻便随之而来，对于一个小女孩儿来说，她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在都市浩瀚波澜的海洋中，这条小金鱼有着被人贩卖、遭人虐待、被拘禁、逃亡、流浪、遭强奸、受骗、音乐、阅读、爱情、流产、疾病、贫困的生活等等一连串的坎坷经历。在这个过程中，莱拉不停地逃跑，麦拉、小客栈、达布里克、麦里拉、马拉加、经过西班牙和阿朗各到达图卢兹、巴黎、尼斯、波士顿、格里昂、芝加哥等地都留下了她灵魂与身体漂泊的足迹。
文章用第一人称“莱拉”这个亲历者的视角来发现和感官这个纷繁复杂、虚伪无奈的世界，这个“他者”的文化视角揭露了种种现实社会的道貌岸然，他们以一种合理的状态而存在，却被真实地掩藏在现代文明社会虚假的文明之中。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现代文明的血液流通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但是在莱拉的逃跑轨迹中每一个文明地点她看到的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坏家伙，他们冷酷而漠然、种族歧视和冲突、贩卖毒品、暴力行为还有来自同性和异性的性侵犯……当然这个社会依然还是公平的，根据基督教教义，耶稣的核心主张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那些无能者、贫穷者、智障群体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都有平等享有上帝的爱的权利。上帝在莱拉遭受不幸的同时也让她周围有一些善良的人们：买下她并给她关怀并给了她基础教育的拉拉·阿妈、收留她的亚米拉太太、像大姐姐一样的朱丽娅、帮她找工作的玛丽·爱莲娜、音乐和学习上对她有过很大帮助的哈吉姆和埃尔·哈吉老人、还有那个始终保持行动上的沉默而和莱拉有着相似命运的西蒙娜、还有在医院中细心照料她并帮助她逃跑的印度籍女医生娜达……莱拉之所以能和这些人亲近，是因为在这些人身上能找到莱拉自己的影子，能找到一种尊重、尊严和被爱戴。即使在莱拉每一个受到侵害和进攻的时刻，因为有了这些善良人的存在而使得她能找到一种平衡而不至于丧失对生命的坚定地希望和向往。
莱拉最后终于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她的成功“回家”因了上帝，因了那些鼓励她帮助她的人也因了自己。她就像一条热烈、奔放、率真、活泼的小金鱼一样，她“学会了跑，学会了挣脱羁绊、躲避危险以及躲避左娅和警察”。最后她终于回到了“家”，她怀着无比亲切的心情发出感慨“我终于来到了这块土地，是的，无须走得更远，就是这里。”小说以莱拉的回到沙漠——获得了自己渴望的自由而结束，这一年，她十八岁。十二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沙漠中得到最后的自由和回归，她的成熟和坚强在一次次的“社会经验”中得到成功历练，她的善良和隐忍被作者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真实描述于笔端。流浪贯穿于她十二年人生经历的始终，有无奈也有喜悦，但更多的则是通过痛并快乐着的旅程，诗意的冒险而最终感受到了一种感官的狂喜。
一、在流浪中不断地成长
在作者的描述中，自莱拉六岁被装进一个袋子中之后，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她的黑夜便开始了。她用她非洲血液中固有的活泼、善良、勇敢的天性来观照这个黑夜及夜幕下的一切，她用她的聪明和智慧来完成了自己的流浪、冒险和蜕变。
莱拉生于非洲，在她被迫离开属于自己的这片贫瘠土地的时候，她眼中的一切客观事物在她看来，都是通过她的感官接触来了解。身处异域，她会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用客观、冷静、公平的态度来感官她周围的一切，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观照。
“整个二层住的都是些奇怪的女人，有的年轻些，有的和左娅的年龄差不多或再大一些。每个人都面色红润，浓妆艳抹。他们盘着腿席地坐在自己房门口吸着烟。升腾的烟雾从昏暗处飘散过来，在阳光下愈发显得活跃。”这个场景表现出了妓院的一角，在莱拉这个小女孩儿眼中，她对职业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她认为“那时的我一点也不懂什么叫职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像一头小家畜，谁夸奖我，抚爱我，谁就好，相反有危险，使我感到恐惧就不好。”所以说在莱拉的眼中，即使这些女人包括后来在小客栈认识的其他女人，即使她们从事的是妓女的职业，但是在她的眼中，她们是善良的，她们对莱拉是友好的关心的，因此她也没有认为她们有什么不好。
刚从北非来到巴黎时的莱拉这样感受她所看到的巴黎：“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狗。她们无处不在。大的、小的、胖的、瘦的；特别是长毛的，毛长的把整个的脸都遮住了；卷毛的，毛卷得就像是刚刚从理发师那里卷烫过似的；还有被理成小狮子、小牛、绵羊、豹子等形象的。最小的可以和老鼠媲美；大的又像牛，像驴，长着血红的下唇和下垂的面颊，当它们摇晃脑袋时，把唾沫弄得到处都是。它们中有的被豢养在美丽的住宅区，出行时，坐在美国或意大利产的豪华轿车里。它们被穿上美丽的格子衣服或被戴上头饰，依偎在女主人的怀抱里。有一次，我还看到过一条狗，被女主人用很长的带子拴着，跟在她的车后面跑。”比起非洲的生活来，刚到巴黎时的莱拉眼中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就连城市中的狗也这么吸引人这么被她认真关注起来，因此比较起自己以前看过的狗，总觉得是厌恶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莱拉刚到巴黎后的种种诱惑，就连狗也对她充满了诱惑，由此可看出发达社会对落后国家和人民的吸引力。
慢慢的，在莱拉的生活丛林中那些给她带来恐惧的坏家伙像蜥蜴、像蜘蛛、那眼神也像动物的眼神……而她形容自己却是动物世界中最讨人厌烦的蟑螂，由此可以见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都市丛林生活之后，满怀憧憬的莱拉失去了先前对都市生活的憧憬，慢慢她发现了，自己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呼吸和生活。“白天，我们像蟑螂一样躲在地下，但夜晚，我们要从地窟中钻出来，到处乱窜。我们到多比亚地铁站，或者去更远的奥斯特里兹火车站。……在意大利广场，奥斯特里兹，巴士底，市政厅等地铁站的走廊里，每晚都回想着达姆达姆鼓乐，鼓乐时而强劲而有力像暴雨风暴，时而又低婉凄迷像跳动的心脏。”
而在尼斯，刚开始看到的也是美丽的城市，但是这和像莱拉这样的移民者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在尼斯的整个五月，她眼中的感官世界就仅仅只是她工作过的垃圾场，她这样描述垃圾场的现场：“垃圾车像虫子一样爬上爬下，成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然后被粉碎。呛人的尘埃漫在整个小山丘上，缓缓地向上升腾，像一层浓浓的雾在天空中漂浮着。”在莱拉的眼中，垃圾面前有着和她一样身份的流浪人，这些人像猎物一样去争抢那些乱七八糟又呛人的垃圾，而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们却把垃圾扔掉就不管了，就像排泄粪便一样。
以莱拉这个外乡人的视角来看待她所生活的城市时，她没有本地人天然的优越感，她会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和当地人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这很明显就会和欧洲人眼中的欧洲景观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按照德里达的观点，“只有他者——彻底的他者能够以共同真理之前的面目，在某种非呈现（no-manifestation）及某种不在场中呈现。只有关于他者，人们可以说其现象乃是某种非现象性的东西，而它的在场就（是）某种不在场”(3)。作为他者，她能客观、冷静而又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来描绘她眼中的欧洲景观，从而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文化关照。
由于莱拉的非洲人身份，让人们对她产生了诸多好奇，在那些西方国家人眼中，他们就会用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莱拉，因此他们对非洲及那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的无知和鄙视可以在小说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因为除了殖民者之外，没有人知道非洲，莱拉是他们眼中的“他者”，在他们的思维当中，他们眼中的非洲是贫瘠的、落后的、野蛮的；非洲人是无知的、愚蠢的、懦弱的。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些似乎都成为一些根深蒂固的符号。反过来西方人血液中的优越感显而易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殖民体系瞬间瓦解,被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相继摆脱西方列强的统治而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观念上、文化上及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影响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他们主观地认为那些曾经被他们统治的国家是不开化的、无知的。同时，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殖民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这里。然而事实上，西方世界的殖民意识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无疑是西方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倒退。
然而在莱拉流浪的过程中，面对眼前的社会现实，她慢慢发现“现有的文明不仅无法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而且不断产生更多的难题，人类被置于进退两难的困境”(4)。而莱拉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诠释了一个观念：文明不以地域的贫穷及富有为标志，人种不能解释文化，遗传也不是区分人类文明高低的标准，只要个体努力奋斗，都可以表达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自己的贡献。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文明社会中真正的人。
来自非洲土地的莱拉，虽然她六岁就被装在袋子里拐卖，先后流浪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他身上遗传了非洲人自由、热烈、奔放的血液，这种个性在她后来所面对的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遭到了压制和攻击。很多外来者在这种压制下沉默了，而这种沉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妥协和不反抗。莱拉的反抗是显而易见的，她身上遗传的向往自由的血液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她。她学会了逃跑，她渴望寻找阳光和自由，她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方向，正是因为这样的不放弃，才使得她最终达到自己的蜕变。
让我们来看一下莱拉这条金鱼在西方发达社会丛林里的蜕变过程：
莱拉在拉拉·阿玛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基础教育，当别的孩子还在手里抱着洋娃娃的时候，她已经跟着拉拉·阿玛学习了基础的入门教育，比如圣经里的故事，听到的音乐，一些生活中的常识（如何挑选布料，如何讨价还价，如何辨别物品的真伪等。）拉拉·阿玛死后，尽管她后来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不断地迁徙，但是她学习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身边的那些善良人都希望她有出息，鼓励她好好学习。在达布里克镇，她用了六个月的时间系统学习，她读了很多书，涉及地理、动物学、文学方面，也读了不少的翻译作品。这些作品的阅读无疑开阔了她的知识视野。她学习能力很强而且有超强的记忆力，她还研究地图，熟悉各个街道、城市和港口的名字。她报名学习英语，还为了去歌德学院听德语课什么工作她都做。人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认真观察每个地方的整体风貌，而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学习和启发。她参观一些有名的地方，跟哈吉姆学习，因此她读了尼采、胡姆、洛克等人的文章，而且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在法语、历史、哲学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她听埃尔·哈吉讲先知的故事，和他谈论道德、暴力、教育和社会观念、自由思想等问题；在这期间她结识了西蒙娜，和她学习非洲音乐。在尼斯，整个五月都是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学习，没有感到些许不幸，她觉得“在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垃圾场读书，好像那些文字读出来的含义都和平时不一样了，它们更强烈，更能长久地激荡人的心，……并留在你的记忆中永远地抹不掉了。”在下一站波士顿，她从维兰那里又温习了一些地区的风俗情况，尽管她已经早已经有所了解。即使她去夜总会，她也能在那里学习并感受音乐……
这一路走来，莱拉用心学习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很多学习和生活经验，她的流浪对她的学习来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补偿，它们都丰盈了莱拉的人生经历。在颠沛流离的流浪中，她以坚强、乐观、不放弃的人生态度抓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去一步步接近自己自由的梦想。小说中有描写青年白人的场景，他们满口脏话透露着粗鲁、无知与玩世不恭，这和莱拉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对那些怀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的一种嘲笑和讽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拉在流浪的旅途中实现了自己真正的蜕变，她更接近了现代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
二、在流浪中继续迷失与追寻
一个袋子裹挟着莱拉，从这个时刻开始，黑夜拉开序幕，她开始了流浪。为了她要找到属于她的土壤她的自由，在一次次的迁徙中，有无奈有向往，有痛苦有快乐。这条向往自由的金鱼把每一次的迁移都看做是自己新的旅程，在这个旅途的大海中，她遇到了很多和她有着同样命运的流浪者，他们满怀着希望和憧憬。
身处世界上的人没有谁可以无根的生活，无论如何，人们都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对于莱拉和那些身处异域的移民者来说，本来想象的新的环境文明的城市，但是“由于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传统难以弥合的鸿沟，其心理距离反而加大了，文化分歧和敌对情绪日益俱增”(5),这直接导致了文明冲突下像莱拉这样的外乡人对自己身份归属感的追寻。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时代的移民者在文明冲突中的处境尴尬，他们的无根状态和“他者”地位直接导致了他们文化身份的模糊感和不确定性。在拉康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周围的他者来确认自己，从而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金鱼》中，莱拉和那些异乡人一次次的流浪，实际上就是他们在一次次追寻自己身份的表现。
文化身份是人们获得心灵寄托和安全感的自然需求。身份归属的不确定性导致莱拉和像莱拉这样的异乡人精神上的孤独,这直接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遇事无法率性而为。若耶近乎变态的“呵护”和像奴隶一样的“囚禁”让西蒙娜感到无奈和窒息；像朱丽娅那些没有正常职业的移民者失败的人生经历令他们惶恐；现实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使他们厌恶；诺诺由于社会的种种压抑和排斥而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竭力摆脱落后的生活状况和冷酷社会对他们的束缚，然而幻想着的美好生活却只能因为现实的残酷而遭到社会和他人的冷落。他们在寒冷而凄凉的社会大海中，孤独地徘徊在大海的边际,竭力寻求自我身份的归属感。
在流浪旅途中的开始他们是幸福的快乐的满怀憧憬的，他们看到的城市是美丽的、人们是时髦的、就连街头的狗都是那样惹人喜爱。刚开始他们眼中的城市一切都是好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最初目标，本应感觉到高兴，事实上，他们会很快地意识到幸福是瞬间而短暂的。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感到了一种无限的空虚感和无根性——没有文化根基、家园意识和身份归属感，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痛苦。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无知而又无奈，充满恐惧、不知所措，伴随的只有麻木的抓狂和痛苦。他们处于灵魂流亡的异地,缺少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定位，这一切都日渐削弱了他们对这片异域土地的热情向往。他们憧憬着平等和谐的生活，希冀和那些当地人没有距离感的生活，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寻求全然的自我表现和文化认同,却愈发感到了自我身份的边缘化和处境的低下，他们的身份在现实社会的迷失使得他们义无反顾的要离开。
残酷漠然的环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直视这些异乡人自我身份的归属问题,并带他们走向怀疑与否定。当莱拉读到“为什么有一天你会远走他乡？”时，她有对这句诗深深地认同。加尼科每天都在说：“总有一天，我会走掉的。”在这些城市中，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边缘处境和非人的礼遇，这些足以扼杀他们的激情和理想,足以把他们变成了一具掏空了思想与灵魂的僵尸，就像诺诺和西蒙娜一样。他们的边缘文化身份使其丧失了言语行动的能力,因此只能作为超然的“他者”来审视本土和异域之间的文明冲突,从而迷茫于柏拉图式的精神幻想中。
作者通过《金鱼》中对这些异乡人遭遇的描写，实际上正是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在看似现代文明与发达的城市社会中，实际上充满着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性,以及对个人思想感情和人性扭曲方面造成的灾难。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索了在文明冲突禁锢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归属,强调二元对立文化双方要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均衡发展。同时也表达了对单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忧虑和多元文化交融与共存的企盼，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的话语沟通，相互保护的肯定。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给予我们太多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拔出这些用来对付异己文化的“身份”标志,才能实现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和睦共处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始终应该以个体的发展和解放为前提和依据。在福柯看来，现代西方理性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疯癫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流浪汉、罪犯、移民者几乎都被看成是疯癫的孪生。把一种现象说成是一种疯癫，并加以各种形式的迫害，本身就是一种疯癫，因此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时代已经在现代社会中疯狂显现。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重新定义了疯癫和疯癫的历史，疯癫不再是一个牢固而稳定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史也不再是叙述一个有稳固所指的疯癫的历史进程。这里，疯癫和历史都是动态、生成和演变的，他们相互作用，不仅仅历史在变化，疯癫概念本身也在变化。对于像莱拉一样的异乡人来说，他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都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他们深处原始自由开放自如的非洲大地，她在“享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约束和限制。一道道的绳索呈现在这些异乡人眼前，应接不暇，来自法律的绳索、道德的绳索、利用关系的绳索……这些绳索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文明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6)西方人的优越感使得他们用自己俯视的目光希望所有的异乡人都能中规中矩。如果个别人反抗这种整齐划一，就被那些当地人看做为疯子而加以迫害。因此可以看到，存在于“正常人”或“主流社会”中的疯癫大多不是显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些使善良人发疯的规制、环境视为是合理的，或将一些粗暴、霸道的行为视为正常的和必要的。这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7)不能靠指责对方的言行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合常规习俗,不合所谓的伦理道德,而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之人。
在小说中，显见的几处对“疯”的描写如下：
我紧紧搂住拉拉·阿玛，从左娅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她疯了！”左娅道。
达卡迪真的疯了，说是姑娘们害的她，我想早晚有一天她会这样骂我的。
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精神不正常？”我说：“就是疯子，对吗？”哈吉姆又露出他那嘲笑人的神情，“这种解释不太好，但可能对诺诺是合适的。”
若耶医生白天不回来，他一直在萨尔贝蒂医院忙着治疗疯子，其实他自己也疯了。
地铁、火车、汽车、还有像疯子一样的人们，他们做买卖、投资、赚钱、汇帐、收存等等。
从整体上来观照小说中对“疯”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异乡人和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所呈现的不同疯态表现。左娅的疯态表现在她本性的对莱拉的残忍和占有，她是残忍的、狠毒的，孩子的恐惧并没有得到她的同情，反而被她看做是疯子。达卡迪的“疯”则更多的表现在她对身边一起患难的人渐渐远离她而没有了一种信任感，因此就会表现为怨天尤人的疯态。而对于诺诺来说，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极度压抑而又找不到自己正确位置的生活中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已消失,对话已经破裂,可以见得的是，这种自然的交流话语权在他那里被无形剥夺，他不仅得不到现代西方的认同，而且就连像哈吉姆这样和他有相似身份的人眼中，诺诺也得不到认同，显示出人世间的悲哀。若耶是个海地人，可以想到的是他通过自己先前的艰苦奋斗而得以在发达社会立足，做了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治疗疯子的同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上的疯态，对他和西方社会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莱拉和诺诺这些人相比，若耶的物质世界相对是丰富的，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精神世界的贫乏:巨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社会关系、无望的人生追求……若耶几乎成了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他的疯态表现在他对西蒙娜占有欲望生产线上的高速运转,他的变态使得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快乐和自由。生活是无望的，所以他们吸食大麻；生活是虚无的，看不到方向，所以他们没有相互的温暖和爱，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占有和极度的心理变态。可以说在这个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在这里若耶做了很好的诠释。而最后一处描写的“疯”，是西方社会中人们对于财富、金钱、地位的几近疯狂的掠夺。
通过小说中各种疯态的描写，可以看到的是尽管无形的社会和世界可以尽一切所能对人的所有外在表现进行限定,但无法控制身体内部神秘而复杂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透露出来的疾病的信号，在书中就表现为不同的疯态。现代西方社会在这些“病人”身上贴上了憎恶、鄙视和耻辱的标签，被人们称作疯子，把他们从人群中给分割出来，正如桑塔格所言:“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8)人们总是出于本能地排斥这些病人，甚至连他的同族也不例外。道格拉斯认为，人们常常将无法嵌入到正常的秩序和分类图式中的东西视为肮脏的和危险的。(9)因此当这些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和方向时他们就会被排除出正常的社会轨道而被看做危险人物加以防范。正因为呈现在异乡人眼中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此他们会因为缺乏自由呐喊的力量而陷入一种疯态。
小说作者通过一系列或直接或间接的表述传达出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人类的解放是以个体的解放为依据，小说中作者凭借人物而表达作者对世界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温暖，阳光，关怀，爱，沟通和交流，以此来真正追寻到世界之海中每一个水滴个体的解放。在莱拉这里，每当她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都没有让她放弃对生命超越的追寻：对音乐的追寻。
在黑格尔看来，音乐是“诉诸心灵的精神洋溢情感及以声音所显出的这种内容精华的表现”(10)，也就是说音乐融合了美妙的声音与人类的思想感情。统观整部小说可以看到，音乐就像一条长长的线牵引着莱拉。她所追随的音乐正是她所追寻的自己人身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她一次次的流浪去追随自己的自由，而音乐在流浪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音乐是构成这部小说情节完整的因素之一。这些异乡人在追寻自由的海洋中驰骋，尤其对于莱拉来说她真正像是在音乐中自由游泳的鱼。经历并没有让这些异乡人感到温暖和爱，而在尼采看来“所有的艺术和哲学或许都可以被看做是对升华或衰败命运的医治或是刺激：它们的存在以苦难和受难者的存在为条件”(11)。可以说，对于像莱拉这样的异乡人来说，音乐是对他们艰难坎坷人生的一种特殊精神补偿。
在《金鱼》中所描写的能够使莱拉和这些异乡人感到共鸣的音乐是非洲传统音乐。鼓是黑非洲普遍流行的乐器，又被称为非洲传统音乐之魂。非洲音乐中最突出、最主要的因素是节奏，鼓正是非洲音乐节奏的基础及表达音乐语言的一种最重要的乐器，鼓在非洲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在非洲的各种鼓中，最常用的是一种被称为达姆达姆的中等尺寸的鼓，它一般被置于双腿中间用手敲打，演奏常常带有很强的即兴性。在敲打中，鼓声与人声的结合，遥远而充满感性与旋律，在动感的鼓点中轻轻飘摇。
《金鱼》中这样写道：
在意大利广场，奥斯特里兹，巴士底，市政厅等地铁站的走廊里，每晚都回响着达姆达姆鼓乐，鼓乐时而强劲有力像雷雨风暴，时而又低婉凄迷像跳动的心脏。
当我再一次听到地铁走廊里想起的鼓乐声时，心情不知道有多激动。我说不清自己是多么需要这音乐。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特别是这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一切都深深改变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老了，但也成熟起来了，我已经能够透过这音乐、这动作区发现和体会它极其深刻的内涵。
这时鼓乐响起，它从巴黎的地底下飘出来，跨越茫茫大海，荡漾在世界的尽头，唤起海那边的共鸣，它像语言，像颂歌，像塔顶上的穆安金，像我祖先伊拉部落发出的声音，它一声又一声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太需要它了，它让我全身心地陶醉，让我感到无比舒畅。
……
另外，非洲黑人音乐与社会生活有着极为亲切紧密的联系，音乐几乎伴随着人们所有的生活过程中，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非洲，音乐活动多数是随着日常生活进行的，许多劳动往往有音乐相伴随，音乐在许多重要仪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喜庆节日还是农闲时节，她们都会用音乐表达她们的感情。他们通常都是在露天环境中进行，或者是一个广场、市场，或者是一片树林、一个庭院、一处陵墓。在这种公众活动中，同一部落或使用同一语言的人自发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集体音乐舞蹈演出、载歌载舞的狂欢，加强彼此的感情，加强部落成员间的联系。这时无论男女老幼，都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这种音乐融艺术性、社会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于一体；它既可纯粹用于娱乐，又可以成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而且还是部落成员表达共同感情和意志的重要渠道；它既可以颂神，又可赞美人，还可以用来驱魔祛病。因此莱拉会说“还是音乐救了我。”
非洲传统音乐的特点使得像莱拉这样的异乡人在异域演奏音乐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虽然莱拉从六岁就被拐卖到别处，虽然这些异乡人也来自不同的非洲国家，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音乐取向。其实际上是他们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一种向往和认同。西方发达社会的音乐在莱拉他们听来几乎让他们窒息。在尼采看来：“至于态度的自然与乐队相比的歌唱的自然方面，我们却被迫听到的是那么做作、虚假、堕落的音调，是对自然的一个个怎样的扭曲呵！”(12)所以说只有当他们这些异乡人一起敲起他们的鼓乐时，他们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然、自由和真正的朴实无华。因此在《金鱼》中，莱拉在流浪到的每一个地点，她都会努力寻找和自己情感中相一致的音乐，毕竟，“美丽的天空并不能代替美丽的大海，美丽的大海并不能代表美丽的图画”(13)。所以，他们会因为音乐的存在而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超越，在这个自由的音乐世界当中，他们有共同的人生情感，他们通过音乐相互交流感情，传递温暖和爱。对莱拉来说，音乐伴随了她的人生成长，使得她超脱了艰难的社会现实，超脱了种族的束缚，超脱了她经历的苦难……显然，音乐已经成为她不断成长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可以说是音乐一次次救了她，她也在音乐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而成长与成熟。
三、回家——感官的狂喜
小说《金鱼》终结在莱拉18岁的人生之旅中，她一次次的逃离，隐忍的坚持使得她有了和其他异乡人不一样的命运。她像一条真正的金鱼一样，在各种各样的网将要将她网住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跑一次次地挣脱。她离开非洲后仅仅十二年的异域人生经历，让她经受住了别人几十年经历的磨难和苦痛。莱拉的生命在历尽艰难困苦后，定会得到精神世界的进化和升华。她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信念一直没有放弃，甚至在她拿到美国移民局的证明时，她依然没有任何归属感。“看到他们的信，我的心就怦怦乱跳，好像人家要把我驱逐出去似的，于是我想这个茫茫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容我安身，无论我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说那里不是我的家，我必须到处去流浪。”她的流浪的经历使得她小小年纪却能应付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这种无畏和勇敢使得她一次又一次挣脱束缚和牢笼。她非洲血液中的勇敢、向上、渴望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精神一直引领她向着“家”游去。
我无须走得更远，现在我知道，这里就是我旅途的终点，就在这里，不是别处。
现在我终于踏上了我出生时的土地，触摸到了我母亲的手。
现在我解脱了，自由了，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像我的著名的祖先毕拉尔他是被神解放出来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现在已经走过了人生哺育期，进入情爱期了。
灵魂选择了自由，它似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莱拉通过自己的行动去重新诠释了这种自由。在莱拉的追寻中，她的“回家”是一种秩序和思想的整合。“人心灵深处有一种无以餍足的需求和永恒的理想——凭着自己的意愿生活。”(14)在莱拉的心中，哪里能让她有灵魂的自由，哪里就是自己的家，哪里就有幸福。在这片沙漠中，她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在这里她耳朵也好多了，她有了语言和声音，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一种宁静，找准了自己的方向。那么，这里就是她的家。
勒克莱齐奥的《金鱼》以一个小女孩儿的流浪视角来发现和感受西方现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被科学与秩序统治着的城市之中，孩童是世间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他比成人更能理解这个宇宙，更能通过文字的游戏来抵御这种嘈杂的崇尚效率的生活，因为他知道成人已然忘却的一些东西。”(15)在勒克莱齐奥看来，“任何孩子都不应该被遗弃在饥饿和无知中，或被盛宴所拒绝。这个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人类的未来。借用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王国是属于一个孩子的”(16)。所以以这样的视角来感知世界会更加客观冷静。本文通过对《金鱼》的解读，旨在分析作品主题的复杂多样性，作品中既有对莱拉坎坷经历的同情也有对社会现实中生活的无奈选择；既有对那些异乡人贫苦生活的真实描写也有对现代西方失落文明的悲情呼唤；既有对现实中人异化的道德迷失也有对物质世界金钱和欲望的追逐和堕落；既有人类互不干涉的保护意识又有对那些失落文明的语言与文化的渴望追寻……勒克莱齐奥通过《金鱼》来诠释他的文化理想，由此表现出了他的世界情怀和超现实视野。
作者简介：李双双，女，河北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09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勒克莱齐奥.金鱼[M].郭玉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陈路.行者勒克莱齐奥[J].译林.2009(1).
[5]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M].张冰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6]尼采.尼采反对瓦格纳[M].陈燕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7]勒克莱齐奥.在悖论的森林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J].孔雁译.译林，2009(2).
[8]http://www.douban.com/review/1880150/
[9]http://book.163.com/special/0092400P/kelaiqiao.html
[10]http://blog.niwota.com/a/1352164
[11]http://tieba.baidu.com/f?kz=144752161
【注释】
(1)纳瓦特尔语也叫纳瓦特语（Nāhuatl或Nāhuatla'tōlli）一词被用来指犹他-阿兹特克语系（Uto-Aztecan）中阿兹特克分支之下的一些语言。通常，纳瓦特尔语也被用来指古典纳瓦特尔语。古典纳瓦特尔语在西元七世纪到西元十六世纪晚期在美索亚美利加（指墨西哥中部到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地区）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
(2)本文引用作品中的文字均出自勒克莱齐奥.金鱼[M].郭玉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191.204.9.24.68.98.157.156.149.6.55.100.124.126.98.122.191.204.205.
(3)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M].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152页.
(4)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7页.
(5)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78页.
(6)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页.
(7)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北京三联,2004.1页.
(8)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页.
(9)Douglas.Mary.1978[1966].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 t of Pollution andTaboo. London&NewYork:Routlege p35,39
(10)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2~333页.
(11)尼采.尼采反对瓦格纳[M].陈燕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87页.
(12)尼采.尼采反对瓦格纳[M].陈燕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01页.
(13)列夫·舍斯托夫.深渊里的求告[M].方珊、方达琳等选编.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23页.
(14)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M].张冰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375页.
(15)陈路.行者勒克莱齐奥[J].译林.2009(1).
(16)勒克莱齐奥.在悖论的森林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J].孔雁译.译林,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