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身份的湮没

文化身份是指“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²⁾。当“处于被殖民的弱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陷入文化身份上的两难困境”⁽³⁾。《失落》正是描写了后殖民时代印度人的游民文化心态,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依然无法摆脱英国人精神和文化的控制,在帝国话语和殖民神话之中苦苦挣扎，他们处于无主无根和无话语权的状态。小说中法官对自我身份的寻觅始终处于迷茫状态，困惑于过去与现在以及英国与印度两种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上。他在剑桥的时候，摆脱不了自己的民族情结——印度性，深信经过努力自己终将成为第一位超越其阶级界限从事神圣职业的人；而受教育回到印度后，他却保持着英式饮下午茶的生活方式，且一定要严格按时刻表执行，迟五分钟都不行，还要配上用平底锅做的滴面烤饼。法官正是为了享受西方优越民族的特殊性，植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殖民主义恰恰是通过渗入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来释放其无比强大的力量，以达到巩固其文化统治地位。

法官早年远渡重洋留学于剑桥，那是一段痛苦而屈辱的记忆，他万万没想到英国也有穷人，同样过着毫无美感的生活。在那个种族主义盛行的殖民时代，他遭遇残酷的种族歧视，不敢面对人群，把自己关在租房里学习，导致心灵和思想也开始扭曲。当他试图掩盖自身的忧虑，丑陋却一览无遗，“他妒忌英国人，仇恨印度人。凭着憎恨的热情，他努力要使自己变成英国人，而事实是他即将成为每个人都厌憎的对象，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P152）回国后，作为内务部的巡回官员，他享受着超越阶层的权力，但旁审案件时通常心情很糟，因为不仅审案语言混乱，而且司法公正所要求的透明度压根就没有存在过。历史的消逝与延续，使他变得愤世嫉俗，更像蜥蜴而非人类。最终他离开了法庭，选择了隐居于偏僻角落——噶伦堡，整天坐在窗前沉浸于缅怀往事，遁离抛弃了这个世界……他像一个住在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沉浸于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中。这样的失落感，导致法官在英国无法正视自己的印度身份，虽然努力改变传统束缚，竭力效仿西方文明，但仍被嘲笑讥讽甚至认为是异类；而回到印度后，又鄙视自己过去的英国生活，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始终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侵蚀，因而法官同那些试图抛弃自己第三世界身份的奋斗者一样，失去了自我应有的身份特征，在不同文化的夹击下成为一个被流放者。

萨义德在其著作中说：“东方是低下的……相对于西方。就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而言，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⁴⁾厨子的儿子比居是穷人，而穷人只能求人怜悯。“白人皮肤白，看起来就干净；肤色越深，看起来就越脏”。（P236）他怀着第一世界的钱肥得流油而第三世界的钱则充满霉运的梦想来到美国，但却像个在逃犯——只不过没有通缉令，频繁地调换工作，辗转于纽约各式餐馆的厨房，以躲避移民局的检查获得留在这里发展的机会；不管是爱抑或是恨，只要绿卡没拿到手，比居将永远归属于影子一族，一次次地忍受虚空感的萦回折磨。比居说着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努力学着做西方的食物，调西方的酒，只为了挣更多的钱，回家过上富足的生活，因为美国的钱“容易”挣到。但是为了坚守一份严格的纯净，他拒绝在卖牛肉的餐馆工作，执著而笨拙地生活，甚至可能感觉不到自我。“他是一个巨型的侏儒，如一份超大分量的食物，展示着渺小……”(P338)但在他侨居美国的漫长生涯里，死亡如此贴近，使他早已遗忘了这种不时与命运终点紧密接触的感觉。非法移民比居在纽约背负着过去，背负着没有尊严的苦涩，背负着移民游程压在他身上的生命的负重艰难地爬行着，他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时难以抉择而又不能交融的悲剧中迷茫困惑着。

正如福柯所说，“空间异位”⁽⁵⁾犹如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在自我缺席之处看见自身，然后回到自身，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⁶⁾由此可见，后殖民时代注定要被卷入现代社会的前殖民地法官和比居们的生活中,他们中有多少人活在自己国家的假想中，同时又活在他人国家的假想中？这些人对宗主国那种精美、高尚、文明的审美品位的迷恋和向往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不自觉的游离于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之外，心目中的秩序、尊严和正义等概念不断遭受到宗主国观念的冲击和冒犯，因而自我身份将被重新审视，并由此或者彻底抛弃原有自我定位而重新构建适合宗主国的自我身份，或者为保持原有自我身份而产生抵触行为，甚至逃避重返本土找回已经定位的自我身份。无论如何，比居和法官都是远离了印度本土，只身进入西方社会，从而和本土文化产生了距离，敏锐地感受到了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击和碰撞，他们各自都湮没了自我身份，寻求并奋力建构内心已迷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