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形式主义诗学

俄国形式派兴起于十月革命前后。社会运动的深刻变革、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对国内思想的冲击，促进了俄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俄罗斯文学界也深受震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随之繁荣。这段时期被后来的研究者们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俄国的形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发展与成长起来的。形式主义最初由一帮在校大学生发起，在西方现代思潮(如日内瓦语言学派、现象学、象征主义、未来派、立体主义等)的影响下，他们无暇顾及世界大战与国内革命的战火，躲进小楼，开始了诗学与美学思潮的新探索。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研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1916年在列宁格勒成立的“诗歌语言理论研究协会”(俄语简称“奥波亚兹”)，另一个是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会。前者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包括艾亨鲍姆、雅库宾斯基、鲍里瓦诺夫、特尼亚诺夫、日尔蒙斯基、维诺格拉多夫等成员。后者创始人是雅各布森，成员有维诺库尔、彼·波格丹诺夫、托马舍夫斯基等人。前者热心于研究欧洲文学的形式，后者的研究重点是俄罗斯民谣和民间故事，通过对这些文学样式的研究，将诗学或文学理论列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两个中心都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文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一切对文学的解释、标准及价值评估都应该围绕这个内在规律进行。他们共同追求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新闻及其他艺术的根本特性，是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他们所说的文学性包括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手段和方法，但不包括文学的内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这股思潮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否定与肯定之间论争，否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否定传统的文学摹仿论、否定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肯定文学的独立性，倡导语言学的方法。2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原因，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逃亡布拉格，雅各布森也流亡到东欧。他们在布拉格会合，发起成立了捷克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直到1934年由于纳粹的再次迫害，他们又流亡到英美等国家，促进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语义学等文学理论流派，推动了西方文论诗学的发展。此外，深受俄罗斯形式主义影响的理论家、作家还包括布莱希特、罗兰·巴特、乔伊斯、卡夫卡等。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通常使用“诗学”这个更加古老的名称，很少使用当时苏俄已经普遍流行的“文艺学”这个名称。⁽³⁵⁾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深远，是结构主义的直接源头，下面概要介绍该流派两个核心人物的诗学思想。

(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ij，1893—1984)是列宁格勒“诗歌语言理论研究协会”(简称“诗语会”)的创始人之一，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自始至终的人物。他一生著述丰厚，其中《词语的复活》(1914)被视为形式主义诞生的宣言，奠定了他“诗语会”精神领袖的地位。

作为一个以理论见长的诗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宣称文艺不是对外部生活的摹仿与反映，它有自身的本质和内部规律。这无疑是对西方数千年传统观念的否定。他强调文学理论不应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譬如文学与生活、自然(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与心灵的关系(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而应将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本身，即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内部规律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比。”⁽³⁶⁾他提出了小说的几种结构形式，如“梯形结构”、“环形结构”，它们对深入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形式特点有很大的帮助。

什克洛夫斯基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它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陌生化”同时也是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³⁷⁾他反对现实主义对现实事实的刻录的写法，要求对所选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在加工和处理中，突出陌生化方法，即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艺术，注重读者对作品的艺术审美感受。可见，形式主义把批评由创作中心转向以文学作品和对文学作品接受为中心。陌生化就是设法增加读者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延长读者的感受时间，以此得到最佳的欣赏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列举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大量运用陌生化手法的事例，如，《量布人》中作者借马的眼光描述私有制的人类社会，《战争与和平》中以非军人的视角来观照战争，此外还用到具体的事例如称“点缀”为“一小块绘彩纸板”，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等，使读者对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而达到增加了延长审美感受的目的。同时，他还将陌生化手法运用到小说研究中，提出“本事”和“情节”的概念，即作为材料的一系列事件——“本事”变成小说“情节”，就需要作家的创造性变形，从而使事件具有陌生的面貌。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现代派小说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原因。

除了对陌生化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之外，什克洛夫斯基还对艺术即形象思维的传统理论进行了批判。艺术即形象思维很容易使人想到艺术是形象塑造的手段一说，由于形象是一种比所要说明与解释的东西更为简单清楚的外显，艺术的形象思维也成了一种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艺术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牵强附会，他主要从艺术的不同种类加以批驳，比如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或雕塑就不同于听觉艺术的音乐或抒情诗。前者是有形象的，而后者是无法被归为形象艺术的门类的，所以“形象思维至少不是一切门类的艺术，或者甚至也不是一切种类语言艺术的共同点。形象的变化也不是诗的运动的实在所在”。⁽³⁸⁾实际上，什克洛夫斯基并不否认形象思维，但他不承认那种仅仅把形象简单地等同于诗歌或等同于象征的说法。为了说明他自己关于形象的看法，他将形象分为“抽象形象”和“诗歌形象”。前者是作为思维实践手段和把事物联结成为类的手段的形象，而后者则是作为加强印象的手段。诗意形象作为一种手段是与其他语法手段和修辞手段相等的，传统观念对艺术即形象思维的理解，主要是没有区分出这两类形象，以及忽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规则的不同。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突出强调了文学的语言特征，他主要是关心如何使用形象，而不是通过是否存在形象来立论的。

什克洛夫斯基特别提到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问题。他并不排斥日常语言，因为，离开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是不存在的，文学语言来源于日常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炼和升华。当然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他的结论是文学语言是陌生化的结果。他特别提到了诗歌语言，认为诗歌语言是“受阻碍的、扭曲的语言”。比如他举普希金诗歌为例，认为普希金借助于俗语来表达并能引起关注，正是诗人将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日常语言经过诗人的陌生化处理，使诗歌语言受阻、扭曲，延长被接受的时间，从而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当然，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学语言，已经失去了一般语言的意义，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只有“诗学功能”。也就是说，文学语言所表现的只有能指的功能，而失去了普通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功能。形式主义者们正是借助这种说法，将语言学上能指和所指移用到文学作品中，用来说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们认为，不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看形式，而是从形式看内容，从词语上来看内容。

就什克洛夫斯基的整个诗学理论来看，我们不难意识到他为形式而形式的绝对论观点。他一味强调文学的自足自律性，却割裂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这是不足取的。因此，后来对他的批判也多是从这方面进行的。

(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个顶尖人物，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语言学家、诗学家与符号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不是固定在某一个领域，而是因居住地的不同，由形式主义而结构主义。不难看出，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早期重要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性”⁽³⁹⁾概念是形式主义区别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键术语，也是对文学研究最有贡献的理论。正如前文我们分析的，传统观念对文学研究过分依赖于作家生平、传记材料，雅各布森批判这种传统的观念，他认为，必须立足于文学作品本身来研究，首先就应该弄清楚文学科学的特殊性，从而把文学同其他学科严格区别开来。“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⁴⁰⁾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也不例外。雅各布森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特殊性，也就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比如，诗之为诗、小说之为小说的那种特性，所以文学性乃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指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艺术作品，而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通过对这些艺术作品的研究，找到普遍适用的原则。而作品的本身应该包括技巧、程序、形式、词汇、布局、情节分布、变形等，即只有通过作品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式的分析，才能深入探究艺术的奥秘。他曾经将文学性或诗意性比作烹调用的食油，它是肯定不能被单独食用的，但当其被加注到食物中，与食物一起加工后，就会成为食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改变了食物的味道，使食物成为我们所接受的食物，文学性正是类似食油这样的东西，有了文学性，艺术就成其为艺术，诗也成了诗。对作为材料的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比较，他强调两者的本质差异，研究差异性才能揭示出诗性语言是对日常语言诗意化和艺术化的结果。对诗歌的研究正是雅各布森所极力追求的，他说:“在我整个学术生涯中，诗学的广阔领域和这些领域总有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仍然还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在吸引着我。”⁽⁴¹⁾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所以语言学研究是诗歌研究最先考虑的方面。雅各布森认为，要研究分析文学，首先必须运用语言学分析的方法。1928年，雅各布森与另一位形式主义者蒂尼亚诺夫共同撰写了一份《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问题》提纲。这份提纲被称为俄国形式派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成为了其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理论先声。在这份提纲里，他们共同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的概念，并将之确定为文学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结构与功能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从这个方面讲，他们推动了形式派向结构派的转变。雅各布森把语言研究运用到民歌与文学的关系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即把语言学与诗学结合起来。从他的影响来看，这种做法确乎行之有效，使他在语言学、诗学以及两者的关系研究上取得了斐然成就。另外，他那篇在西方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语言学与诗学》，几乎使人相信他开创了一门新型学科——语言学诗学。雅各布森认为，诗学在语言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诗学的研究首先就要从诗歌的结构入手，这样便能揭示出文艺作品本身的构成方式、要素及结构原理，也能让人明白诗中究竟哪些因素表现出诗性特征，小说中的什么因素表现了诗功能。因为诗功能正是作品和非作品的界限，也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的标志，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提供了依据。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研究诗学不管从哪个方面(如材料、程序、结构、功能、艺术性等)都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分析诗学就不可能抛开语言学。雅各布森特别指出，诗的本质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才能理解，即当诗学使语言的本质得到显现，突出了语言自身的性质与功能时，诗的本质便也得到了显现，诗学与语言学就走到了一起。研究诗学必然要建立在语言学模式的基础上，同样的结论是通过诗学也让我们更为透彻、全面地把握住语言学的本质，它们互为依托。雅各布森最著名的语言学研究表现为他所归纳的六因素图和六功能图:

也就是说，人类的任何语言交流行为都离不开这六个要素，其中信息的发送者、信息与信息接受者是三个基本要素，而交流的完成必须以一定的代码作为形式，它们是双向互动的接触，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六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交流不是无法进行就是没有意义。交流的意义就在全部交流行为中，它的产生与变化取决于这六个要素的使用、组合。六个要素对应着各自的功能作用，任何一个信息的语言结构，首先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那项功能的情况，如果语境在交流中起主要作用，则指代功能占主导地位，而若信息本身起主要作用，诗功能或审美功能就占主导地位。当然，对应的六个功能也是互相依托的，一个功能占主导地位时，其他的功能势必会受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发生相互转化。所以，雅各布森的诗学概念是比较宽广的，它不仅包括在语言艺术中研究诗功能，而且也包括在语言艺术以外的领域里研究诗功能，他将语言学和诗学紧密联系了起来。

另外，雅各布森的诗学还表现在运用隐喻和转喻的修辞格来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比如他认为，在诗里，隐喻凸显;而在散文里，则转喻凸显。他运用两级对等模式进行论证，使诗性语言呈现出复杂多变、朦胧不定的特性，揭示出了模糊性是诗性语言的内在属性，同时也是诗学研究的必然结果。雅各布森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语言的结构分析使他的理论成为连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桥梁。

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人物还很多，比如该派的中坚人物托马舍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形式派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解散，该流派的代表人物辗转东欧及美国，他们所到之处，都刮起了形式主义的旋风。其中捷克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最为突出，因此，我们将对这两个流派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名称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在形式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所以我们仍然将它们归到形式主义这一大的流派中，而不单列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