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拉康的精神语义分析诗学

精神分析的卓越见解迅速影响到欧洲及其以外的国家。在西欧，最先接受精神分析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是法国的精神分析学。法国的精神分析是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开始，其中以雅克·拉康的成就最为卓著。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诗学家。主要著作有:《罗马话语》⁽³⁴⁾(1953)，由讲演汇集的《文集》(四卷，1966)，《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73)等。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最为突出的是他1955年解读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被窃的信》的论文《论〈被窃的信〉》，这篇文章在其后的20年里引起了文学批评理论界的一场震动。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概念，提出“无意识结构有如语言”的著名观点，认为无意识不仅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而且还是语言的产物，只有借助语言，无意识才能为人们所真正理解。借鉴索绪尔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提法，拉康提出了“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两种分析无意识的语言概念。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是一对和谐的概念，然而，拉康认为索绪尔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能指也并不能表征所指的功能，能指必须以意指的名义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拉康用能指来比况弗洛伊德的意识，所指指代无意识。无意识是语言的总体结构，精神分析因而就成为通过能指来对无意识所作的修辞解释。所谓的“滑动的所指”就表示为无意识作为所指是从能指下面的滑落，它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口误”。而“漂浮的能指”就表示对所指的把握是悬浮不定的，即语言结构中，作为声音的能指和作为意义的所指在人类语言行为中是变动的。可见拉康的观点较弗洛伊德更为思虑深广。拉康的精神分析观点还有他关于镜像三阶段的经典论述，即他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重理论本我、自我、超我的做法而相应地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现实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ina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拉康通过幼儿对镜像的认识来划分这三重境界，比如，他认为想象界源于幼儿对镜中之我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带入成人对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经验。而象征界则为符号的世界，以秩序支配生命的律动。比如俄狄浦斯情节中父亲符号的象征，父亲形象具有权威性。另外，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现实存在的东西永远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所谓的现实界，在拉康看来就是指不可能性，因为现实其实是不可言说的，也是没有名称的，我们所谓的称呼只是一种称谓而已。因此，用之于文学理论的范畴中，对文本的分析也是在三种境界中划分的。

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经过拉康的分析后，名声大振，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文本分析对象。其后，精神分析学者们对其几经剖析，围绕这篇文章掀起了当代精神分析的又一次高潮。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对创作心理的研究，拉康注重对文本的解读，认为文本与作家，作品人物与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特定的差异，从而为阅读理论理解的多义性提供了佐证。《被窃的信》是围绕一封信的归属展开的。王后收到匿名信，但她不愿让国王知道，于是就利用国王对惯常事物的不在意心理企图蒙混过关，不料大臣趁国王在场而王后不敢声张的心理将信掉了包，于是王后就令警长去追寻，警长用尽一切手段也未取得信件，最后只能求助于私人侦探杜邦。杜邦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取回了信件。拉康在坡的小说中发现了一种重复的结构，首先是在王后的宫殿里，国王、王后和大臣的三角结构;其次是在大臣家，围绕警长、大臣和私人侦探杜邦的三角结构。在前后两个场景中，有着一系列相同的人物属性，比如王后宫殿里国王的角色和大臣家里警长的角色、在宫殿里的王后和在大臣家里的大臣的角色以及宫殿里大臣的角色和大臣家里杜邦的角色这三组人物的关系是对应的。我们认为，第一组人物是一种纯客观在场，他们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表现出对正常事物的熟视无睹;第二组人物利用第一组人物的心理，认为自己掌握了事物的秘密，看到了事物的内在方面，从而轻易得手;第三组人物又胜于第二组人物，他们不但知晓前两组人物的心理，而且利用前两组人物的这种心理轻易取回了所要寻找的东西。拉康对此结构作了语言学的精神分析，认为被窃的信是一个“漂浮的能指”，从一手转到另一手，在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网中游移，因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作品文本是没有固定的意义的，也即无固定的所指，信的被窃也即意义的传递过程是文本意义从一个符号向另一个符号延伸的无限意指过程，文本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能指的漂浮过程中。拉康一反传统精神分析对文本和作家心理的分析而关注文本、语言和读者，从而超越了文本阐释的界限，将精神分析拓展到一个广泛的话语领域，开创了精神分析诗学的新天地。

拉康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其后德里达的解构分析和霍兰德所倡导的交往批评等。但是，精神分析也有自身的局限，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尽如人意且牵强附会的地方，如认为一切文本都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加以解释，就具有泛心理主义的嫌疑。弗洛伊德自认对格拉迪瓦的分析是成功的，但向作者的证实却是一种误读，那是他为精神分析而作的精神分析。荣格虽然将无意识归咎于人类原始的心灵积淀，但是却忽略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差异性;同样，拉康的精神分析也只限于语义分析，固然取得了语言多义性的解释，却也割裂了它们之间本来的联系。精神分析是一个过程，反映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文学也不只是心理的返照。当然，精神分析对语言的回归也使我们看到了意义的复指和多义性，批评的语言学转向自此开始。而最初的语言学转向则源于20世纪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下的各种形式主义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