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对俄罗斯诗学的接受

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学先后发生了从“现实主义诗学”到“形式主义美学”而后到“后现代文化诗学”这三次重大的话语转型，这从根本上影响着俄苏诗学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涉及的是传统的别、车、杜诗学理论。这时期随着对别、车、杜理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介绍，中国读者的注意力已从译介转向了研究，从片面的“唯物主义”或“人民性”主题转向全面、客观地把握其诗学理论。对其作品中的艺术性有了较多的关注。对于艺术典型和典型化问题、形象思维与形象创造问题、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作家的风格与民族的风格问题等有了新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从80年代发表的关于别林斯基的论文中举些名字即可明了，如《别林斯基论现实主义》、《别林斯基的文学民族化理论》、《别林斯基的典型观》、《别林斯基的艺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试论别林斯基的“激情”说》、《别林斯基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和想象》、《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精神》、《别林斯基的“情志”说》、《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别林斯基的戏剧理论》等。1986年还出版了马莹伯著的《别、车、杜文艺思想研究》，这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专著)。同时，随着当时西方现代文论的大量引入，在欧美文论的参照下，别、车、杜甚至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的不足——比如别、车、杜作品中流露出的狭隘民族性等问题——得到了揭示，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客观。经过拨乱反正以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别、车、杜文艺思想，尽管目前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但它们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曾起过的历史作用将是永恒的。

除此之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诗学的著作也得到了大量的译介。如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米·赫拉普钦科的著作《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早在1977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书中加了批判性的“译者的话”，但书中所披露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扩大化等信息仍然对中国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随后的1979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又编写了《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集子，收录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理论”的讨论文章，它和两年后由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鲍·苏奇科夫著《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刊共同构成了8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成为用以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诗学相抗衡的理论武器。

除了别、车、杜及其他苏联官方理论来源外，中国现代诗学的另一个理论源泉是苏联思想家、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这位一生坎坷的理论大家最早是由西方人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中国对巴赫金的关注始于80年代初期。据学者考证，最早提到巴赫金是在1981年第1期的《苏联文学》上名为《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一文。在文后的注释中，作者夏仲翼提到了巴赫金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从那时开始至今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如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赵一凡的《巴赫金:语言与思想的对话》和《巴赫金研究在西方》等;巴赫金的其他论著如《弗洛伊德述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等此时也有了一些中译本。总体来说，80年代的巴赫金接受问题还局限在巴赫金作为陀氏研究者的地位，其主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被看作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俄国经典作家的重新阐释而得到关注。以钱中文等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界主要关注的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话思想。

90年代巴赫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于已不仅把巴赫金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名研究者，而且把他视为一位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思想家了。对巴赫金的研究也不像80年代那样只囿于复调理论，而开始涉及有关他的理论学说的方方面面，并趋向于对他作总体的把握。董小英、刘康和张杰等几位比较年轻的中国学者相继推出了几部研究巴赫金理论的学术著作⁽⁶⁰⁾，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5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赫金所倡导的“对话”理论受到特别的重视。1998年，由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巴赫金全集》，成为这位大师著作在国外的第一套全集，也成为中国巴赫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98年5月11日至14日还在北京召开了“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进入21世纪以来，巴赫金的研究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其研究方向也日益丰富多样，一个全面的、真实的巴赫金正逐渐走向中国诗学。程正民推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夏忠宪则从另一个角度——狂欢化诗学——来审视巴赫金(《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两部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开始将巴赫金诗学思想引入中国文论的建设之中。程著第四编便是“俄中文化语境中的巴赫金文化诗学”，作者将巴赫金与中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学理论作了比较，指出中外诗学比较之要点所在，对于新世纪本土诗学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夏著则将狂欢化理论用以分析《红楼梦》中的民间文化因素。200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球性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专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并分析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时空体诗学、诠释学思想、外位性思想、言语体裁理论等，强调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联系中国现当代诗学建设，提出了各自的构想。这次大会也是对中国诗学界20多年来巴赫金接受的一次总结。

跨入21世纪之后，前苏联的另一位理论大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便是塔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及其结构诗学研究。相对于巴赫金，对洛特曼的研究起步稍晚。1986年，凌继尧在《苏联当代美学》一书中以专章论述了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主要分析了洛特曼学说中的本文概念，艺术作为一种语言及艺术本文概念等方面。⁽⁶¹⁾可惜的是，这一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时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所掩盖，洛特曼作为一位混杂于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名家中的符号学家，并未引起中国诗学界太多的注意。在1993年大师去世之后，1994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张冰撰写的《尤·米·洛特曼和他的结构诗学》，这是较早对大师结构诗学理论作出综合评述的文章，作者在文末提到:“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理论，从整体上看，有不少地方难免给人以用符号学新名词解释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原理的感觉。但作为一种从语言学观点考察文学的新视角，毕竟还是能给人许多新的启示。”1999年，孙静云在《苏联文艺学学派》中对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再次做了梳理，并通过具体文本分析，形象地展示了洛特曼学说的新颖之处。最后作者指出:“洛特曼关于艺术本文和非本文结构的理论更是具有开创性的命题，堪称是20世纪文艺学领域的创举。”⁽⁶²⁾洛特曼的地位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从上面可以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洛特曼对中国诗学界而言已不再陌生，他作为伟大理论家的学术地位已得到承认，但也应当看到，这时我们对洛特曼的接受还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缺乏有力度的研究性作品。而且就其关注重点来说，也只是洛特曼前期的学术思想，即作为结构主义诗学的代表。事实上，在90年代也有学者提到了洛特曼晚期学说的特点，即由结构诗学向文化符号学(包括宗教符号学)的转向，但仅是一笔带过，未作深入分析。⁽⁶³⁾这种片面性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改变。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就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洛特曼以及俄国符号学的另一位主将——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鲍·安·乌斯宾斯基，并分别为两者的研究重点定义为“文艺学家的艺术符号学”和“语言学家的文化符号学”。同年的《外国语》杂志第6期还刊登了张杰的文章:《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标志着对洛特曼学说的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系统的时期。此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学者都把洛特曼研究作为重大课题来立项，从而为这一研究注入更大的动力，并逐渐成为俄国诗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赵晓彬在《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上发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其中重点分析了洛特曼晚期诗学理论的一些观点，如“符号场”、“对话机制”等问题，揭开了洛特曼思想的发展面貌。2005年1月，张杰等人的《结构符号文艺学》一书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的专著。书中不仅阐述了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探讨。此外，作者对于洛特曼的塔尔图符号学派与乌斯宾斯基的莫斯科符号学派以及西方结构主义学派之间的异同也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这可以说是洛特曼研究在中国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接受和研究洛特曼的基础上，中国现代诗学必将出现自己的洛特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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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鲍扬为俄国诗歌史上最早提到的诗人之一，这里所说的“鲍扬的构思”即指虚拟的现实。

(2)〔俄〕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页。

(3)〔俄〕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190页。

(4)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张开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265。年版第页

(5)〔德〕卢森堡:《论文学》，王以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6)在此之前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赫拉斯科夫，在《论俄罗斯的诗歌创作》(1772)中对俄国诗歌史作了历史分期，描绘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7)转引自〔俄〕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3页。

(8)转引自〔俄〕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9)Г．Гачев．Обрɑз в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 1981．с．7.

(10)〔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页。

(11)〔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1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13)〔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14)〔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15)〔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21页。

(16)〔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99页。

(17)〔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9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19)另有译为民族性。实际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民族性重在强调俄罗斯与外国的区别，可与世界性相对应;人民性则强调文学的全民性和普遍性，可与阶级性相对应。别林斯基对这两者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参见刘宁:《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6页。

(20)〔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2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154页。

(22)〔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

(23)转引自〔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24)〔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5)〔俄〕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3页。

(26)〔俄〕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2页。

(27)〔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28)张杰等:《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29)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30)如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责任书记、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帕·费·尤金便在《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继承者，首先应该接受和继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路线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32)〔苏〕谢尔宾纳: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 《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9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苏联关于“开放体系”理论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34)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35)〔法〕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

(36)〔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37)〔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1页。

(38)〔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39)〔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40)〔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41)〔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42)关于“白银时代”这一名词的来源，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本书采用汪介之的说法。参见汪介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43)Н．А．Бердяев．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ах．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3，с．8.

(44)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之一，别氏有关于此的记载见〔俄〕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45)Бердяев Н．А．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Наука》，1990，с．63.

(46)〔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8页。

(47)Н．А．Бердяев．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ах．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3，с．202.

(48)〔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翟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49)〔荷兰〕佛克马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袁鹤翔等译，台北书林，1987年版，第10页。

(50)也有译为“奇特化”、“奇异化”。

(51)〔美〕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52)〔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53)张杰等:《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54)〔荷兰〕佛克马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袁鹤翔等译，台北书林，1987年版，第39页。

(55)有关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论述，具体可参见赵晓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第39—44页。

(56)《鲁迅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57)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7页。

(58)转引自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59)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60)这几部著作分别是: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杰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61)凌继尧:《苏联当代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51页。

(62)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63)张杰曾用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最新发展的主要特征。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