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俄诗学交流的新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如何借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来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各行各业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从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国诗学建设走的基本上是“全盘苏化”的道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诗学建设中起到指导性作用的外来理论资源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以及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诗学(即别、车、杜自然派诗学)。这个时期译介的主要代表作有马恩列斯的论文艺著作，由满涛和辛未艾等人主译的《别林斯基文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等作品，以及少量的世界古典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歌德等人论文学的篇章，主要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丛书形式出版。此外，还有大批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被翻译过来作为教材或参考资料发行，影响较大者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在当时苏联来华专家的教导下，整个中国诗学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年轻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全盘苏化’的结果是割断了自己与西方文论对话和从自身的传统文论中汲取养料的可能，而在吸纳苏联文论时对‘左’的东西的某种嗜好，使得其合理的部分尚未消化而庸俗化、机械化的东西则得到了认可。”⁽⁵⁹⁾以当时仅次于马恩列斯的别、车、杜诗学来看，中国诗学界对他们的接受是片面的、功利的。且不论当时避而不谈别林斯基诗学理论中艺术性方面，甚至还人为地铸造了一条从别、车、杜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的现实主义诗学发展路线。这显然是受了当时苏联官方文学理论史的影响。因此，尽管建国十七年的诗学建设有一定成就，但必须指出，当时的诗学理论建设(包括对俄苏诗学的接受)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化、片面化和盲目崇拜的现象，对新生诗学的建设造成了某种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