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前的中俄诗学交流

正如20世纪俄罗斯那多舛的命运一般，20世纪的俄苏诗学也经历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⁵⁶⁾，“导师”本身的这种多变必然会影响乃至决定“学生”的发展，这种影响便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诚然，历史事件并不是决定诗学发展的唯一标准，但为了论述的需要，我们不妨以其为界限，将20世纪中国诗学对俄苏诗学的接受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

建国前的俄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危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俄苏诗学的接受多半侧重于其现实性和人道主义的一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鲁迅、瞿秋白等少数文化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其各自的创作和译介工作中，都把目光投向了富于斗争精神的俄苏诗学。1921年《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刊登了郭绍虞的文章《俄国美论与其文艺》。据考证，这是第一篇专门论述俄国美学理论及其与文艺关系的文章。⁽⁵⁷⁾作者详细分析了别、车、杜的美学思想，对他们的诗学理念作了一定的梳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同时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还有沈泽民的译作《俄国的批评文学》(译自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文章中明显透露出:俄国的批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尽管当时无论别、车、杜还是马列的文艺思想，都未曾有中译本，但这些文章中所出现的只言片语，无疑对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年代末，中国文学界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事实上，这是苏联文坛思想斗争在中国的一个缩影。20年代初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波格丹诺夫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普遍组织科学理论”否定以往人类社会文化，要求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中建立纯属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理论遭到列宁的驳斥后，苏联文坛又出现了庸俗社会学流派及“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缩写)，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粗浅的、教条化的理解，强调文学的工具化，大搞宗派主义，肆意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给苏联文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损失。这种消极影响同样反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后者的“左”倾倾向表现在文学界有些理论家滥用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生活、革命之类的关系加以简单化、庸俗化。其次是表现在对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排挤打击上。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作家受拉普思潮影响，一笔抹杀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甚至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大大削弱了革命文学的阵营，对进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新时期。此后，由瞿秋白等人开始系统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诗学篇章，把建设中国的马列主义诗学提上日程。此时的中国文论界对马列经典的接受整理工作几乎与苏联同步，如在介绍恩格斯关于文艺的三封书信问题上。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诗学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首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诗学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还是周扬，在1942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并在延安出版。这是建国前翻译的唯一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著作，它对我国正在形成中的美学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奠定了此后数十年诗学理论的基调，即文艺必须为人生，正如周扬本人所说的:“坚持艺术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结合，艺术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⁵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