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苏文化诗学及其代表

文化诗学是目前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但在苏联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相对于上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文化诗学更注重研究其学术性和非功利性，而较少受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此，在长达70多年的苏联时期，文化诗学多数时期并不作为苏联的主流诗学体系得到重视。文化诗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文化学派，其覆盖面包括文化、宗教、历史等各个领域，在20世纪的杰出代表有米·巴赫金(1895—1975)、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等等。

今天，米·巴赫金已作为20世纪伟大思想家、文学理论家被载入世界诗学史册，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称之为“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³⁵⁾，“迷人”的是他那博大精深的学说，“神秘”的是他那屡经坎坷的命运。事实上，巴赫金勤奋而又不幸的一生也是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巴赫金出生于维尔纽斯的贵族家庭，1913年进入诺沃罗西斯克大学，1916年转入彼得格勒大学历史哲学系;1918年后一度热衷于康德研究;1920年他在维捷布斯克任教，通常认为这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时期，即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时期。1924年到1928年巴赫金任职于列宁格勒的艺术史研究所，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学说了解颇多，这个时期一般被称为社会学和语言学研究时期。1928年巴赫金因组织学术小团体而遭逮捕，在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夫人彼什科娃等文化名流的斡旋下，流放库斯塔奈担任区消费合作社的经济师。从1936年到1965年退休，除其间因战争原因在莫斯科郊区的中学工作过四年外，巴赫金一直任教于摩尔多瓦师范学院，教授俄罗斯及外国文学课程。这30年时间被视为巴赫金学术生涯中的第三时期:历史文学时期。50年代后期巴赫金开始逐渐为人所知。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柯日诺夫因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而萌生寻找巴赫金的想法，由此开始了巴赫金60年代的再生。巴赫金的第二次发现产生于西方，苏联出版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及《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1965)两书以其研究之广度和深度大大激发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的兴趣。70年代巴赫金的著作在西方时有发表，其复调和狂欢化理论得到了一定的研究。1975年巴赫金去世时，他的世界学术地位已得到了苏联国内外的公认。八九十年代是巴赫金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时期，一方面他以往的作品不断被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其作品中的多重含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和应用。巴赫金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学科，不但有专门的学术杂志，而且有专门的国际巴赫金研究年会［到2005年(芬兰)为止，已经召开了12届］。

目前的研究状况表明，巴赫金思想极为复杂广博，仅在诗学领域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复调理论(由此衍生出对话主义思想)、狂欢化理论及时空体理论。复调小说理论(Теория полифонии)是巴赫金最早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理论之一，它奠定了巴赫金的学者地位。这一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的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³⁶⁾巴赫金所强调的是小说人物意识的独立性，每个人物代表着某种思想，这些思想在小说中是互相平等对话的，它们一起被包容在某个特定统一的事件中(有学者据此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思想)。由此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多声部”现象，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和18世纪以来的哲理小说(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称之为“独白型小说”)相比，作者的声音在这里不是居高临下、统摄全局的，而是和其他人的思想一样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全书因此也没有一种作者设定的中心思想或主题。复调可以有三种层次:首先是人物话语之间的潜台词(所谓“双声语”)，它和人物的语言形成了潜在的对话，如《穷人》中杰弗什金的自我言说，便包含着与自己争论的对话;其次小说中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对话，它们由许多次的争论、许多次的对话话语组成，构成了小说的一个整体的客观世界;再次便是小说本身对这些思想的重视，无形中也折射出作者与时代的对话，如《群魔》中各种观点的展现，便是围绕当时俄国文坛“新人”问题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展开的对话。总之，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对小说形式的研究还是其中所蕴涵的民主平等思想的阐发，都是对俄国诗学的杰出贡献。

相对于复调小说理论而言，巴赫金对狂欢化诗学(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的阐述来得相对零散和庞杂，涉及诗学、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诸领域。狂欢化来源于欧洲历史上的狂欢节(carnival)，是一种以酒神崇拜为核心不断演变的文化现象。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可以戴上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在大街上纵情欢乐，尽情放纵自己而不用考虑平时的等级和礼仪。可以说，它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是内在心理的一种宣泄，也是人们对自由平等的一种追求，尽管狂欢节不可能永恒继续。在巴赫金诗学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³⁷⁾在此后的《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中，巴赫金对狂欢化诗学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巴赫金结合拉伯雷的创作指出，狂欢化的武器是笑，它首先具有全民性，这是“普天同庆”的笑，它包罗万象，笑天下万事万物;它又具有双重性，既是喜悦，又是嘲讽，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旧事物，又再生新事物。狂欢化的形式是狂食暴饮，筵席形象是狂欢化诗学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巴赫金说，筵席“同各种节日、诙谐的演出、离奇怪诞的肉体形象密不可分。此外，它们还以其最主要的方式同语言、同富有智慧性的谈话、同令人发笑的至理名言密不可分。最后，我们还指出了它们所具有的那种追求丰富性和全民性的倾向。”⁽³⁸⁾在筵席上人们大吃劳动所得的食物，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斗争的胜利。正是在吃的过程中，人类完成了新陈代谢，生命得到了重生。并且在筵席之上，众人在酩酊大醉后暂时摆脱了对上帝和帝王的恐惧，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与放纵。狂欢化的载体通常是广场，作为民众聚会之处，广场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接纳了人们的自由放纵。它是民间文化的聚集地和展现场所，更重要的是，“这个节日的广场，正如我们多次谈到的那样，是处于中世纪官方世界之中的特殊的第二世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广场式的交往。”⁽³⁹⁾这里的广场成了民间诙谐文化与教会、官方的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主阵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内容极为复杂，除上述几点之外，还涉及小说体裁诗学等问题，它开拓了我们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新角度，从正统文化转向民间文化，从雅转向俗，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历史。

时空体理论(Теория хронотопа)是迄今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研究最少的一个方面。巴赫金对于这一问题的阐释最早来自《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1937—1938年):“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直译为‘时空’)。……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并且，“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这两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⁴⁰⁾文学体裁的形成就在于这两种因素的不同组合，由此巴赫金分析了从希腊小说到拉伯雷创作的欧洲小说历程，大致将其分为希腊小说、传奇世俗小说、传记小说、骑士小说及田园诗等类型，通过对时间和空间因素不同设置的分析，把握其内在的价值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这些分析中指出了两点: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在文学中的不可分割性，虽然时间往往占主导作用;其次时空体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人是时空化了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便以此为根据，对作家的时空设置作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里几乎完全不用连续的历史发展的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难诸点上。……空间他实际上同样也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一点是边缘上，……另一点是在广场上……这就是他的艺术时空观。”⁽⁴¹⁾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使我们一方面能关注素来熟视无睹的“道路”、“相会”、“广场”等具有时空蕴涵的词语，从新的角度阐释文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时空的角度认识人物的成长或者历险过程，从而能解读经典文本内在的多重意义。

作为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巴赫金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概括的这几个方面，今天的巴赫金学正在逐步深化，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正越来越走近一个完整、真实的巴赫金。

宗教文化诗学在当今俄罗斯属于比较热门的学派，它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宗教的复兴而兴起的。许多文艺理论家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体系，转向以宗教来审视文学，甚至撰写专门的文学史。如著名的《文学问题》杂志在1991年专门就文学与宗教问题展开争论。很多评论家就《大师与玛格丽特》、《断头台》等经典文本中的宗教意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加之原先遭禁的各种宗教思想著作的再版，涌现出了当时所谓的“回归宗教热潮”，与一个世纪前兴起的以尼·别尔嘉耶夫、瓦·罗赞诺夫等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诗学遥相呼应。

别尔嘉耶夫的名字在今天常常和“白银时代”⁽⁴²⁾联系在一起，作为白银时代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革命后的侨民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俄国宗教文化诗学的建设和描述都是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他出生于基辅的贵族世家，大学期间开始接触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接受了后者的思想，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大学毕业后，作者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抱批判的态度，试图把马克思的唯物论与德国的唯心论相调和。1904年，他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和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等人编辑《生活问题》等杂志，其间开始转向宗教，强调人的内在精神解放。1914年他出版了《自由哲学》一书，总结了此前的精神探索，抨击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神学本体，并意图重建基督教的本体论。1916年是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思想成型的年代，他出版了《创造的意义》一书，认为当科技理性横行之时，必须在宗教基础上重建哲学人学。革命打断了别氏的探索，使其将眼光从形而上的哲学王国投向俄罗斯的现实命运。在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他仍一心从事文化事业，创办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主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讲习班，并撰写了多部著作。1921年作者被迫流亡欧洲，常年留居于法国，直到1948年去世。

别尔嘉耶夫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学者称为“20世纪的黑格尔”。他一生关注人与人的自由、创造，由于这个关注对象的不断变化，作者的思想也呈现出一种多变和复杂的面貌，很难有常人那般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作为诗学理论家的别尔嘉耶夫在文学上的关注重点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面我们便以此为切入点对别氏文学批评思想略作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别氏最喜爱的作家，他不止一次自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孩子”⁽⁴³⁾，他本人在年轻时也被人称之为“斯塔夫罗金”⁽⁴⁴⁾，他写过《宗教大法官》、《斯塔夫罗金》、《俄国革命的灵魂》等文章，以及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在对陀氏作品的阐释中，作者首先指出了俄国文学的宗教意识，他说:“自果戈理以来的俄国文学成为一种教诲文学，它寻找真理并教会实现真理。俄国文学并非产生于令人高兴的创造力过剩，而是来自于个人与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命运，来自于拯救全人类的探索。然而这就意味着，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⁴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文学本身，具有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由此别氏推广到整个俄国文学甚至俄罗斯民族:一方面“带有神性”，富有对世界的神圣使命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种双重性的最佳表达者。其次是精神自由的问题。别氏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问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深刻地被提出来的形而上学问题。”⁽⁴⁶⁾自由问题其实是宗教的传统主题，别氏认为，这一点在《宗教大法官传奇》里得到了最详尽的阐释，他说:“《宗教大法官传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顶峰，是其思想辩证法的王冠。可以在其中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积极的宗教世界观。所有的线索交织在其中，人性自由的根本主题也得到了解决。”⁽⁴⁷⁾在小说中，作家对自由与面包的问题作了探讨，并且第一次把基督和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基督尽管不能以奇迹来获得民众的拥护，但他所提出的精神自由却是人类最终得救的必经之路——虽然这种自由只能由少数人获得。由此，别氏指出了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救赎之路在于精神的升华，而不是物质的满足，这是别氏对作家创作的阐发，也是其批评理论的外在延伸，即由文本批评发展到文化批评，显示出了批评家关注现实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

别氏宗教文化批评虽未有完整体系，但总的来说具备了极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意识。他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很多特点，事实上也是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表现。他的批评不局限于一人一事，即使评论最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常常和俄罗斯的特性、命运等社会问题相联系，他的其他作品也都是围绕思想史或整体思想状况来展开，涉及面广，发前人之所未发，把文学史、宗教哲学史和思想史等多方面知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宗教文化批评增添了许多亮色。但也应该看到的是，别氏的这种论述风格有时也给人以华而不实、流于空谈之感，但那毕竟是属于美玉微瑕了。

随着苏联解体，东正教再度复兴，宗教文化批评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沉默之后再次走进俄国诗学界。俄国学者Е·А·叶萨乌洛夫在1995年出版了《俄国文学中的聚合性范畴》，书中从《伊戈尔远征记》说起，逐次分析了普希金、果戈理等俄国经典作家中的“聚合性”因素。该书后来还成为不少高校的文科教科书，影响颇大。莫斯科神学院教授、语文学副博士М·杜纳耶夫著有《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1996—2000)，共计6卷，其范围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俄罗斯作家，是第一部从东正教角度系统、全面地审视整个文学史的巨作，影响极大，并于2002年再版。从宗教来看待文学，确实抓住了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学的精神特征，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⁴⁸⁾俄苏文学中无论是其乌托邦理想，还是启示录精神，都是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应该说，宗教文化批评的出现以及再兴，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文学的另一面，因此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但也应看到，当前研究中有少数人倾向于把所有的作家都和宗教牵扯起来，似乎整个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一部《圣经》的形象阐释，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宗教文化批评将是今后研究俄苏文学的主要尺度，这显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