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

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现代、后现代及文化研究的兴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载入文学史。但在近四分之三世纪中，它却是苏联诗学的主要代表流派，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即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苏联解体前，围绕着这个诗学体系仍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但无论是对它的批判还是对它的维护，都真实地反映出这一诗学流派的强大影响。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的1932年，当时会议筹办者需要拟订一个为全苏作家所共同遵循的创作纲领，归纳一种可供借鉴的基本创作方法。这一年曾出现数百篇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文章。最终，在两年后的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作家协会的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²⁹⁾从其纲领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19世纪自然派诗学的创造性继承，早期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指出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苏联官方所一直强调的⁽³⁰⁾。

从文学的性质来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体系中，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早在1905年，列宁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虽然列宁同时也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³¹⁾并且，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党的出版物问题，但当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成为全国的领导者，其影响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出版物实际上已是全体出版物的同义词，尤其是当斯大林通过种种政治手段确立了其个人迷信之后，列宁这一特定条件下的观点已被完全运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直接被理解为文学的“党性”问题。

从文学的目的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的任务是“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这是文学教诲功能的直接体现。19世纪的自然派诗学强调描写社会的黑暗及由此导致的人的毁灭，以曲折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思考，从而发挥教诲功能;20世纪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则直接揭露旧思想的落后，歌颂新生事物的进步，要“展示巨大的历史改造图景，把人改造典型环境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提到首要地位”⁽³²⁾。这里，诗学目的的重点从描写客观环境转向了改造环境的主动性，从旧社会的描写转向新时代人的塑造，从现状的批判转向了对未来社会图景的展现，由此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继承。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早期苏联文学涌现出了大批以个人成长为题材的作品，如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恰巴耶夫》(富尔曼诺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等。这些红色经典的共同特征就在于都形象地揭示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思想上得到“改造和教育”，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过于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也容易走到另一极端，产生矫枉过正的消极作用。在斯大林执政的晚期，为了突出新社会的美好和领导人的伟大，苏联文学更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冲突论”，文学不敢直接面对生活，而是只写光明面，对生活进行粉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由此陷入绝对化和僵化的教条框框中。

从文学如何反映生活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强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相结合，这里综合了两个方面:即具体描写时的现实主义及统揽全局时的历史主义。前者要求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原料，作品的细节必须符合现实生活;后者要求在构思作品时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揭示社会的最终走向。高尔基的《母亲》尽管发表于十月革命前，但一方面真实描写了阶级斗争的场面，又历史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未来前景，完美地做到了这两方面的结合，因此被苏联诗学界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另外，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但随着斯大林集权政治的加强，思想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艺术家基本上失去了从其他途径来反映生活的可能性。即或有之，也是属于写给未来的地下文学，如著名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既然要求紧密联系现实来指导文学创作，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历史也证明正是如此。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作家康·西蒙诺夫就提出修改其定义，要求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句删除，因为这正是斯大林晚期流行“无冲突论”的根本原因。针对这一趋势，1957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面临的僵化、教条主义倾向，并提出了种种修正方案。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后，更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马尔科夫提出的“开放的现实主义”以及法国文艺理论家加洛第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马尔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原则上新的艺术意识的类型，是表现手段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³³⁾，由此引起了苏联诗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的再认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时代的官方主流诗学遭到了来自国内外诸多作家和学者的批判，1988年《文学报》再度发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提出“是否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这一时期还重新发表了诸多史料，如布哈林等人关于这一理论的论述。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作为过去的遗留物，更是少有人提及。但随着俄罗斯各方面的逐步发展和规范化，尽管作为一种体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不复存在，但它作为“苏联文学发展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要抹掉它是困难的”⁽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