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之前的俄罗斯诗学

尽管诗学(Поэтика)一词在俄语中亦属于外来词，但作为俄国社会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一样，俄罗斯诗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其历史初期，即11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通常认为，在俄国最早涉及诗学问题的著作是12世纪的《伊戈尔远征记》。在这部俄罗斯最早的史诗中，无名的作者提到了“按照当代的实事”和“按照鲍扬的构思”⁽¹⁾这两种艺术手法，可以被视为俄国诗学在创作方面的最早体现。然而，13—15世纪蒙古和鞑靼的入侵导致了中世纪俄罗斯艺术发展的迟缓，消极地影响了古俄罗斯诗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学作品多为记录著名战役的历史故事，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等，很少有理论上的建构。

1480年鞑靼侵略者败退后，俄罗斯开始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逐渐形成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但200年外族的统治已大大削弱了诗学的民族传统。因此，16—17世纪时期诗学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布瓦洛等人的影响，为数不多的几本诗学著作基本上言必称希腊。正如俄罗斯研究者指出的:“16世纪末在作诗法和艺术语言(散文艺术)方面刚刚形成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俄国的复兴，已经不是建立在民族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而是来自拉丁系的诗学和修辞学——中世纪欧洲诗歌理论和散文(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的)语言的最有权威性的教程。”⁽²⁾这一时期的诗学在概念上也相对狭隘，主要指有关诗歌创作的理论，如格律、韵律等;在规模上，大多只是作为文法的一个部分，没有独立出来。拉夫连吉·济扎尼·屠斯塔诺夫斯基(约1560—1634)以后关于诗的学说被誉为俄国诗学的“第一部试作”，究其实不过是其所著《文法》(1596)中的一部分，名为《论格律》，主要论及音步的概念及作诗的音步等问题。此后的梅列基·格拉西莫维奇·斯莫特里茨基(约1578—1633)的《诗韵学》是其《文法》中主要部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斯莫特里茨基第一个用俄文撰写并发展了关于诗和艺术性的学说，他把艺术性、形象性等概念引入了俄罗斯诗学，在诗学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后的马卡利主教、李胡德兄弟、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等纷纷奉西方诗学理论为圭臬，撰写了诸多的系统性著作，为俄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到18世纪上半期，俄国诗学已从原先的文法之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的诗学理论尽管已粗具体系，但基本上是以西方的理论为依据，严重脱离了本国的艺术实践。因此，在18世纪20年代，俄国诗学面临着创新与守旧的危机，结果出现了近30年的停滞期。随着彼得大帝改革的成功，出现了一批新时代的诗人，如著名的В·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9)、М．В．罗蒙诺索夫(1711—1765)等。他们和此前理论家不同的是，他们的理论观点，在吸收西方思潮的基础上，大部分能联系自身创作，并以这些创作来论证有关理论。由此，出现了俄国诗学史上第一个流派，即古典主义诗学。不过，由于俄国社会进程落后于西欧，此时的俄国诗学显然难以与西欧完全等同。它的“古典”之体现，更多地在于其创作的形式上，缺乏西欧古典主义中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就是献给王室的“颂诗”。

1735年特列佳科夫斯基《俄诗最新简明作诗法并附迄今最合适的名称的定义》一书的发表是俄国诗学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它象征着诗学发展迈入了民族阶段。后世研究者据此认为1735年是新的俄国诗学诞生之年。在这部作品中，特氏提出了关于诗歌的种类和样式的学说，并以自身俄语创作作为例证，极大地提高了俄语的社会地位。这与当时彼得改革后俄国民族热情高涨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18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最伟大的诗人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其关注重点并不在于诗学，但仍为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认为文学应该描述英雄和正面人物，歌颂祖国，以此来教育读者。因此在诗歌等级中，他把颂诗和英雄叙事诗视为上品。他的最著名作品是《修辞学》(1748)，原计划写三编，但最后只完成第一编，即论演讲和诗的一般修辞原则。罗蒙诺索夫在其中重点强调了“修辞”的作用，论述了各种明喻、暗喻和转喻的功能，达到形象描写的效果。他还继特列佳科夫斯基之后对俄语的诗律作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五种格律，大大提高了俄语诗歌的表现力，时至今日尚为现代诗歌所遵循。

在古典主义诗学时期，理论家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体裁、文体、语言和诗律问题。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俄国与欧洲联系的进一步密切，以讽刺文学为代表的创作开始增多，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与此同时，诗学关注的重点亦逐渐发生改变，开始注重文学的社会效果和现实意义。这便出现了具有启蒙现实主义特点的诗学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捷·伊·冯维辛(1744—1792)和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等人。尽管他们在具体的作品评论方面各持己见，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作品中对现实作了无情的讽刺:勇敢者如诺维科夫甚至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杂志上围绕讽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创了俄国诗学的战斗性传统;激进者如拉吉舍夫甚至在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1790)中把讽刺矛头直接对准专制农奴制度，奠定了俄国诗学的社会性传统，第一次自觉地把文学活动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这些人的批评活动，使得文学走出宫廷，走向社会，密切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

自18世纪70年代起，俄国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到90年代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流派，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与浪漫主义文学相衔接。由此也产生了感伤主义诗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顾名思义，感伤主义诗学比较注重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及感伤主义尽管已经建立在本国创作的基础上，但其诗学概念无疑都是对西方同时期的诗学理论的摹仿和复制，真正属于俄罗斯本土的诗学体系的形成，是19世纪初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