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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是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引入中国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最初接触表现主义美学是在1919年到1920年留学哈佛期间，当时正值美国文坛上自由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两大批评流派激烈论争的时期，论争的内容涉及文学批评的性质、任务、范围等，焦点集中在批评有无固定标准、批评是否为创造等问题。就是在这次论争中，身为白璧德学生的林语堂却站在斯宾加恩的一方，自认为观点与克罗齐的表现说相吻合。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不肯接受白璧德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rn辩解，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¹⁰⁴⁾这是林语堂对表现主义美学最早显示出的热情。

克罗齐是西方美学史上艺术直觉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满于黑格尔没能取消世界二元论的学说，试图建立起一种有别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彻底的世界一元论的精神哲学，“直觉”是克罗齐全部美学观点的基础。克罗齐认为艺术是抒情的直觉，“是情感给了直觉以连贯性和完满性;直觉之所以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而且直觉只能来自情感”，“艺术的直觉总是抒情的直觉”。这说明，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仍然坚持浪漫主义的“唯情论”，其目的在于确立艺术的独立自主性，把艺术看作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脱离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

这派理论再次引起林语堂的兴趣，是在1927年他服务教育和投身政治的理想幻灭之后。表现主义美学所包含的关于审美和艺术的纯粹性及无功利性的见解，与林语堂对文学改造社会这一功用的怀疑和对政治厌弃的心态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1929年10月，林语堂翻译了克罗齐所著的《美学:表现的科学》中的二十四节，接着编译出版了克罗齐和斯宾加恩等人的美学著作，命名为《新的文评》。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对克罗齐的理论推崇备至，并宣称:“现在中国文学界用得着的，只有解放的文评，是表现主义的文评，是Croce、Spingara、Brooks所认识的推翻评律的批评”。

最先引起林语堂兴趣的是表现主义美学提出的“艺术即表现”这一命题。林语堂认为，这一命题强调了艺术作为作家创作个性的表现和主观情感的抒发的纯粹性，以及艺术作为一种非功利活动的自由性。林语堂将艺术看作是作家纯粹个人的心境表现，而体现各种心境的表情、动作既然都是表现，自然也都是艺术。这就误读了克罗齐严格规范、反复说明的“表现”的内涵。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即存在于人的心灵中，无须凭借物质媒介的外在的表现。艺术家完成了心中的构思，便实现了艺术创造的全过程。而林语堂所推崇的表现，恰恰是克罗齐所反对的，因为林语堂在转述引申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时，只是在“表现”上大论特论，却没有论及“直觉”二字。

事实上，林语堂的理论表述并不是凭空捏造，因为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继承，林语堂是依靠斯宾加恩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斯宾加恩将克罗齐“艺术是表现”的命题进一步扩大为“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的结论，从而忽略了情感的自然表现和情感的艺术表现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被林语堂继承后，就衍化出林语堂的文艺观。林语堂说:“斯宾加恩所代表的表现主义的批评，就文论文，不加以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也不拿他与性质宗旨作者目的及发生时地皆不同的他种艺术作品作平衡的比较。这是根本承认各作品有活的个性，只问他对于自身所要表现的目的达否，其余尽与艺术之了解无关。”⁽¹⁰⁵⁾至此，林语堂才显示出其对表现主义美学的真正兴趣所在。在《新的文评》译者赘言中，林语堂多次提及，在招牌主义特别多的中国，对文学的规范准绳也就特别多，如果批评家要拿各自的准绳来校量新文学，幼稚的中国文学难免要遭殃。因此，林语堂先后两次节译表现主义美学思想，他所欣赏的正是表现主义美学的“艺术无目的论”。除了希望以此对民众有所警示外，林语堂还有为自己辩护之意，为他日后更坚定地建筑“论语世界”打下了理论基础。

林语堂对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极富个性化的解读，除了功利的现实需要外，与其本人原有的禀性、气质有关，也就是说，在接受表现主义美学思想之前，林语堂已有了一种先期存在的文学倾向。1919年林语堂出国留学，在美国和法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德国。德国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策源地。在莱比锡大学，林语堂选修了“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这门课，这一切都进一步催发了他原有的浪漫主义气质，使之逐渐成为一个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坚定支持者。浪漫主义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即强烈要求抒发个人情感。林语堂是这样来阐释、要求文学艺术的，他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而“性灵”即是自我。

这就表明，林语堂表现主义另一理论来源是晚明的“性灵说”。“性灵说”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独创见解，反对虚伪矫饰。林语堂认为“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了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中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正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其中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六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这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了”⁽¹⁰⁶⁾。接着林语堂便将克罗齐等西方表现主义文学理论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说加以整合，形成了他所特有的表现主义诗学理论。

林语堂从性灵派的自我表现论出发，认为文学创作是作者个性的表现，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精神活动，“每样艺术创作，就是一特别作家特别时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便本人轮回复生，也绝不能再做同一个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遗亡，所以衔酷茹恨，痛于丧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否则尽可如法炮制，又有何难。”⁽¹⁰⁷⁾文学创作的不可重复性，不仅为反对因循守旧、承袭古制的保守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作家创作展示了一个无限开阔的空间，同时对作家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但不能重复古人，同时也不可重复自己。

浪漫主义对理想的向往与表现主义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与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最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现实的普遍反抗和寻找自我、张扬个性的内在要求达到了高度契合。鲁迅、郭沫若等都曾经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有过一体化理解，林语堂也是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来接受表现主义，这是时代精神使然。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英〕济慈:《致乔治和汤姆·济慈》，见《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2页。

(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6)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7)王国维:《文学小言》，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8)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9)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1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11)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8页。

(12)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13)郭沫若:《致陈建雷的信》，载《新的小说》(2卷1期)，1920年9月10日。

(14)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15)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16)郭沫若:《评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见《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17)〔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1页。

(18)郁达夫:《小说论》，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9)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20)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21)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22)郁达夫:《诗论》，见《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2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45页。

(24)〔德〕尼采:《尼采文集》(第8卷)，改革出版社，1995版，第88页。

(25)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5页。

(2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

(27)〔英〕济慈:《致乔治和汤姆·济慈》，见《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

(28)闻一多:《电影是不是艺术》，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29)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30)闻一多:《致梁实秋》，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31)闻一多:《诗的格律》，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32)闻一多:《诗的格律》，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

(33)闻一多:《建设的美术》，载《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1919年11月。

(3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35)徐志摩:《再来跑一次野马——致孙伏园》，见《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36)《剑桥中华民国史·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37)徐志摩:《译〈死尸〉序》，见《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38)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39)徐志摩:《丹农雪乌的作品》，见《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40)徐志摩:《艺术与人生》，见《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41)徐志摩:《丹农雪乌的作品》，见《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42)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2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4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4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

(4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46)朱光潜:《诗论·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7页。

(47)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7页。

(4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3页。

(49)吴宓:《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译者识》，载《学衡》第32期，1924年8月。

(50)罗岗等:《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52)吴宓:《浪漫的与古典的》(书评)，载天津《大公报》，1927年9月17—19日。

(53)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55)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新月》，1929年第6期。

(56)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载《益世报》，1933年第12卷第55期。

(57)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3期。

(58)梁实秋:《论“第三种人”》，载《益世报》，1933年第10卷第48期。

(59)梁实秋:《文学的纪律》，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60)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新月》，1929年第6期。

(61)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期。

(62)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期。

(63)陈独秀:《答曾毅〈文学革命〉》，载《新青年》，第3卷第2期。

(64)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载《新青年》，第2卷第2期。

(66)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载《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1937年7月。

(67)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68)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375页。

(69)王嘉良:《世纪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丛》，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70)陈望道:《自然主义文学底理论的体系·译后附言》，载《文艺研究》，第1卷第1期，1930年2月。

(71)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72)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73)茅盾:《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74)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75)〔日〕岛村抱月:《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76)茅盾:《一般的倾向》，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77)茅盾:《现在作家的责任是什么》，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78)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79)〔法〕左拉:《〈黛莱丝·拉甘〉序言》，见《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62页。

(80)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载《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

(81)赵若英:《现代新浪漫派之戏曲》，载《新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9月。

(82)茅盾:《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见《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83)周作人:《论小诗》，载《民国日报·觉醒》，1922年6月29日。

(84)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85)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86)周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载《少年中国》(法兰西号)，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87)李金发:《巴黎之夜景·译者识》，载《小说月报》，1926年第2卷第31号。

(88)李金发:《杜格灵·诗问答》，载《文艺画报》，1935年第3卷第17期。

(90)李金发:《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载《橄榄月刊》，1933年8月，第35期。

(9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92)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93)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94)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95)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96)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97)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见《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98)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99)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100)梁宗岱:《象征主义》，见《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101)梁宗岱:《象征主义》，见《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9页。

(102)〔捷克〕M·高利克:《郭沫若从唯美印象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批评家》，见《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0页。

(10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3页。

(104)林语堂:《八十自叙》，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105)〔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106)沈永宝:《林语堂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107)林语堂:《林语堂文集》(第10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