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茅盾的自然主义诗学观

如上所述，在20年代初期，茅盾曾花大力气介绍过自然主义。茅盾提倡自然主义，是从批判鸳鸯蝴蝶派，发展新文学创作这一积极意图出发的，茅盾将自然主义当作文学发展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明确指出“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那么，就文学进化的通则而言，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亦是免不得要经过这一步的”⁽⁷¹⁾。茅盾是用进化的文学发展观来审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自然主义在西方文学演进的历史上尽管已成为过去，但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其文化进化的链条上还缺少这一环节。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作为文学进化过程中的自然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考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这不但对于读者方面可以改变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口味，便是作者方面，得了自然主义的洗炼，也有多少的助益。不论自然主义的文学有多少缺点，但就校正国人的两大病而言，实在是利多害少。⁽⁷²⁾

他认为今后中国新文学要走新浪漫主义道路，而“走路先得预备，我们该预备了”⁽⁷³⁾。在茅盾看来，当时中国的新文学显然尚未达到搞新浪漫主义的阶段，必须先让自然主义出来，而吸收自然主义的技术，也可以进一步为建设新浪漫主义文学创造条件。他还提到“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但是给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叨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现代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⁷⁴⁾。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对茅盾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在科学旗帜下对作品真实的极端追求。以法国现实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形成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把这种真实推向了极端:与现实主义相比，“写实主义是以写现实为目的，……而自然主义却只是写真，真的一语是自然主义的生命，是自然主义底标语”⁽⁷⁵⁾。茅盾认为，自然主义的“真”有两层含义，“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只有把普遍的真与特殊的真结合起来，文学才会“美”，才算“善”。从“真的普遍性”出发，茅盾要求文学反映的现实社会人生具有普遍真实性。因此，他极为重视文学反映时代的广阔性，体现出时代精神。

从“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出发，茅盾要求文学作品的细节的真实，人物个性的鲜明。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⁷⁶⁾。据此，他在文学批评中要求新文学作品在描写上要“件件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感。自然主义这种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使早年的茅盾尽管未能明确提出“典型”的概念，但却使他较早地触及到典型理论的核心。早在1920年1月，他就认识到“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过描写全社会的病根而欲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作代表。他们描写的虽只是一二个人、一二家，而他们在描写之前所研究的一定是全社会、全民族”⁽⁷⁷⁾。

茅盾对一切文学理论的介绍、提倡、批评，都是以怎样使文学更好地“为人生”之目的为准绳的。他对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提出了社会化、理性化的批评。他认为，把自然主义理论引入文学创作领域自有其可取之处，而倘若推及人生观的范畴，那就大谬不然了。他提醒人们，不能让自然主义那种“由生理方面观察人生”的原则对社会理性造成干扰，“因为人生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且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未见能直接适用于人生”，“何况人生是不能放在试管里化验的呢!”他强调道:“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它，从自然派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然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我们所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为了严格区分人生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界限，茅盾对自然主义“技术上的长处”下了明确的定义，即“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⁷⁸⁾。

茅盾从自然主义理论及其作品中，接受了科学的真实概念，但从为人生出发，他所强调和追求的艺术真实与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左拉那里，创作中的科学精神是指作家要像自然科学家做试验一样，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对人进行一种真正的实验;茅盾摒弃了左拉的这种试验方法，而把科学精神用来要求作家具有严肃认真而非游戏消遣的创作态度。在左拉那里，关注自然的人比关注社会的人更重要;而茅盾则要求作家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等，以避免作品内容的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左拉要求的“真”是指作家要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身上挖掘出“兽性”，“全神贯注地分析人体的肌理”⁽⁷⁹⁾;茅盾要求的“真”，是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茅盾汲取的是左拉的“真实”概念与认真的态度，摒弃的是其“作品内所含的思想”。因此可以说，茅盾对典型问题的认识，受到自然主义真实论的启发，但又远远超越了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