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主义的译介与传播

率先推崇自然主义的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陈独秀。早在文学革命酝酿时期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四号上连载发表的《欧洲文艺史谭》中，重点评介了自然主义。他认为自然主义是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比现实主义更进了一步。“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18—19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摹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18世纪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19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⁶¹⁾对于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陈独秀指出:“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感化。”并且预言:“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于世界。”⁽⁶²⁾

人所共知，进化论一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正是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把自然主义作为首选对象介绍进来的。在他看来，既然西方先进，而那里的文学发展经历了由古典主义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再由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过程，那么越是后来出现的文学就越优秀，落后的中国文学就应该学习。陈独秀的这种思辨并不含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他是一方面审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异，一方面联系了文学革命的使命，才形成了“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⁶³⁾的信念。

在倡导学习自然主义文学之后，他两次撰文阐释自然主义优于现实主义之处。其一，“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今译左拉)时代，最近数十年事耳。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其二，“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仍也以此。”⁽⁶⁴⁾陈独秀把自然主义看成是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重要战略武器。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是:“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⁶⁵⁾这里所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其对引入西方经验的选择取向显然在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关于这种倾向性的见解，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的结尾处表述得十分具体明确:“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今译巴斯德)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今译雨果)、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今译海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今译歌德)、郝尔特曼(今译霍普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今译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今译狄更斯)、王尔德之英吉利。”

综观这份陈独秀开列的法、德、英三国人物的名单，各国的前两者各为哲学家和科学家，后两者除歌德外，均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其中的王尔德当时也被陈独秀看成是英国的自然主义代表)。陈独秀把现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看得比先进的西方科学理论更为重要，这固然跟他所高扬的文学革命大旗有关，但从中也说明了他的价值指向是在于这两种文学采用科学方法分析现实人生的社会功能。陈独秀之所以钟爱左拉，也正是出于对左拉那种强调科学精神的文学观的认同和向往。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里的一段专论可视为他对自己这种情感偏执的诠释:“自然主义，……左喇(Emile Zola，法国巴黎人，生于一八四○年，卒于一九○二年)为之魁。左氏的毕生事业，惟执笔耸立文坛，笃诚所信，以与理想派文学家勇战苦斗，称为自然主义之拿破仑。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

1920年，周无、李劼人、田汉等人先后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文章评介自然主义文学。周无在《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一文中指出:“左拿(今译左拉)能一弃文人冥想意绘种种不确切的方法，专从事于实验观察，以为写实的材料，而兼收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精神，又带有性恶主义(pessimisme)臭味，专能揭出人生的里面，使自来人生的粉饰行为顿失其效益。”

李劼人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中把自然主义作家划分为三类。一类称之为写实派，如左拉、莫泊桑等;另一类称之为理想派，如费叶、舍尔毗烈、浮茫丹等;第三类称之为印象派，如龚古尔兄弟、都德等。他认为，“三派之中，以写实派为最有力量，最富于特殊色彩。许多人往往称自然主义为写实主义，两个名词现在简直不能分论了。……左拉学派的长处，就是能利用实验科学的方法，不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田汉在他题为《诗人与劳动问题》的文章里对日本岛村抱月的“自然主义构成论”和厨川白村的“自然主义论”以及“卢梭的自然主义”、“左拿的自然主义”等作了详细介绍，并且将自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以突出自然主义理论对于文学革命的指导意义。他阐述道:“自然主义的大成者是法国的左拿，所以叫左拿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成者是德国的马尔克思，又叫作马尔克思主义。它们共通的色彩，便是‘科学的’(scientific)‘唯物的’(materialistis);他们共通的目的，便是改革人类的境遇，不过左拿的手段在探出社会的原因，马尔克思的手段在移动社会经济的基础。”

几位论者的观照视角不一，但在价值判断上却呈现完全一致的倾向。他们共同把客观和科学视为自然主义最可贵的品质和最先进的标志，对左拉尤其仰慕。其中的李劼人更是左拉的积极追随者，他在法国留学五年，在此期间广泛涉猎了自然主义的论著和作品，因而对左拉的理论体系了如指掌。出国前他是一家报社的主笔，在国外仍未中止为国内报刊写文章，1924年归国之后他将理论介绍和创作实践双管齐下，宣传左拉，效法左拉，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左拉”⁽⁶⁶⁾。

潮流所及，许多进步报刊纷纷刊登译介自然主义的文章。如见之于1922年4月24日《晨报副刊》的周野荪的《剧本创作要素》，见之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十一号的王统照的《文学观念的进化及文学创作的要点》和该旬刊第二十五号的郑振铎(署名西谛)的《圣皮韦(今译圣勃夫)的自然主义批评论》，见之于1922年8月11日《时事新报》的李之常的《自然主义的今日文学论》等等。周野荪把具备“精密的观察”、“深刻的描写”、“切实的理想”和“好的艺术”等四种要素的剧本称为“确有自然主义，而兼有浪漫主义”的作品;王统照评价了“自然主义对文学的贡献”;李之常认为“以社会问题作材料的自然主义，不止可以化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滥污作品，而且无异乎是革命文学的建设论了”。其间显得最为活跃的是以“文艺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该月报大量发表了西方自然主义作家的译著和关于自然主义理论的评介文章，并且在第十三卷二至六号先后辟出“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自然主义的论战”、“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等系列专栏，吸引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讨论。讨论涉及自然主义的理论、方法、技巧等诸多方面，参与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讨论中持肯定态度者占多数，如周作人、沈泽民、夏丏尊、陈望道等;持怀疑态度者有之，如周志伊;持否定态度者亦有之，如周赞襄。茅盾组织并主持了这场大讨论，采用书信应答、编者按和记者附志等多种方式，同时撰写专论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见解。

郁达夫在《文学概说》等文章中对自然主义作了详尽的评述，认为自然主义作品“脚踏实地，不枯燥，不假断，钻研事实的真相，无微不至”，这是其优点所在。但郁达夫更多地看到自然主义的不足之处，“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的发扬个性”⁽⁶⁷⁾。具体归纳为两点意见:第一，“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认为“自然主义者以为系由纯客观的态度而得来的经验，结果仍旧是有种种主观色彩混杂在里头”。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哲学，原因就在于表现的方法。郁达夫认为“哲学科学的表现重在理智，所用的都是抽象的论证”;文学作品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所以，文学作品的写实是“有情的写实”，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第二，“自然主义把人生断作宿命的，把人生断定为一种自然现象，完全和其他的现象一样，须受自然律的支配这个断案，是错了的”，因为人类内部有一种强有力的要求，这种要求的结果，完全可以“打破环境，创造自我”⁽⁶⁸⁾。

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指出，中国新文学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1922年，茅盾撰写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文中大声疾呼“我以为必须提倡文学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倡导与呼唤自然主义的标志。茅盾的自然主义批评观念体系寓含着十分耐人寻味的特定内涵。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茅盾传统”的一个雏形——从此以后，“坚持社会化理性化要求，同对于艺术的坚执追求，始终作为一个‘矛盾体’共存于茅盾的创作实践活动中”⁽⁶⁹⁾;它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由初创阶段的多元时代走向整一格局的一个信号。紧接其后，作家们对自然主义赞同也罢，怀疑或者反对也罢，一概面临着民族救亡的重大历史使命。严峻的时代要求他们集中力量去积极把握人生的社会本质，于是文学革命开始转型，革命文学日益兴起，关于自然主义的理论探讨则渐趋冷却，原先的热衷鼓吹者大多收回脚步踏上了现实主义道路。

热潮过去之后，几位文学革命的名家基于探求“新兴文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联系”以供“文学理论建设者参考”⁽⁷⁰⁾的责任感，继续翻译了一些自然主义的论著。例如，刊载在北新书局1929年4月出版的《壁下译丛》上的鲁迅翻译的日本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发表于《朝花旬刊》1929年第1卷第1期上的冯雪峰(署名画室)翻译的德国梅林的《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发表于《文艺研究》1930年第1卷第1期上的陈望道翻译的日本平林初之辅的《自然主义文学底理论的体系》，发表于《译文》1935年第2卷第2期的孟十还翻译的卢卡契的《左拉与写实主义》等等。此外，还有一位相当特殊的作家张资平，他在1925年和1929年先后编著出版的《文艺史概要》和《欧洲文艺史纲》中，以空前的高调赞颂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主义是为补救写实主义的缺点而兴起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偏重主观，……写实派文艺则过于客观，……自然主义除去两派的弱点，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尤其赞赏自然主义在描写上的“精细与准确”，对自然主义作品中的性欲描写更是赞叹不已，认为“性欲是能够移动现实人生的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