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性”与梁实秋的诗学观

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他曾反复强调，“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显然，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内涵集中在人性这一核心范畴中，而这种人性观又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善恶二元的人性论，而白璧德所谓新人文主义的纲领，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人性中的善恶之争制定出来的。白璧德指出，人性中有善有恶，过去人们趋善避恶，依靠的是外在的权威，而近代以来，这些外在权威，如宗教信仰、传统道德规范等，已经坍塌或者动摇，因此，必须重新树立古代人文主义的原则，即以自己的理性来对个人的欲望和冲动加以控制。

(一)人性论:文艺思想的基石

梁实秋是用人性论作为他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核心的。“人性论”是一个内涵相当复杂的概念，我们现今通常所理解的“人性论”即指人的本性，包含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但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明显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人性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并没有直接去阐述人性的概念，正面去解释人性的内涵，而是把人性放在两个参照系中，通过比较的方法表达了对“人性”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将人性论与自然人性论相对立。自然人性论即人道主义人性论，也就是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文艺理论界一般认为自然人性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和主要特征。梁实秋对自然人性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因为卢梭是自然人性论的代表，所以其理所当然成为他首先发难的靶子。梁实秋批评自然人性论、批评卢梭，其最根本的目的实际上表现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强烈憎恶。所以他在借助于批判自然人性论的同时，把进攻“炮火”重点瞄准了浪漫主义。他把浪漫主义者的独创看成一种变态的标新立异;对于浪漫主义者一向注重的“自我”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

作为一个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梁实秋接受了白璧德善恶二元论的思想。他强调社会和传统借助某种精神力量对个体施加控制，而自然人性论和浪漫主义突出的则是个人对外在秩序及既定规范的否定和超越，与其新人文主义思想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是不可容忍的。在《与自然同化》中，他认为浪漫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对于“自然”的态度也是迥然相反:前者把人自然化，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而后者将自然人性化，强调了宇宙的中心是人，反映了人本主义的思想。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欲表现善与真，换言之，吾人欲表现理想，若不于人性之普遍的方面入手，实别无良法。”借助于对自然人性论的批判，梁实秋对浪漫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得出了“人性是普遍的”这一结论。

(二)将人性论与阶级论相对立

在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他一开始采取的是断然否定的态度。“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⁵⁵⁾，在他看来，社会生活领域内存在阶级性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文艺领域内却不可能存在阶级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⁵⁶⁾按照他的理解，阶级性只是文学作品中没有必要重视的内容，“如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以文学为政治的宣传，干脆说，这便失了文学的立场”;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就会使文学走上堕落的不归之路，“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⁵⁷⁾。这样的观点似乎与“为艺术”派有点接近，但是他反对阶级性的目的不是在于宣扬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段，而是强调人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唯人性才能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使作品获得真正的社会价值。

由此可见，通过与自然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比较，梁实秋强调社会性、共同性，排斥个体性、差异性，最终得出了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这样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把人性看成是文学表现的唯一的对象和目的，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⁵⁸⁾;“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⁵⁹⁾;“文学就是这最根本的人性的艺术”⁽⁶⁰⁾。这些论述充分重视了文艺作用于人的根本目的，以及人性在形成人的观念和态度中的影响，并由此构成了梁实秋文学思想的基石。

1．以理制欲:文艺创作的策略

如果说人性论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基础与核心，那么以理制欲的策略则是其进一步探讨文学创作中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对人性论作出的具体的补充说明。作为一个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和浪漫主义者在认识上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对情感与想像肯定的同时，他对文学中的情感泛滥与想像的没有节制又深恶痛绝。每当谈到浪漫主义情感时，他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痛恨，“浪漫的成分无论在什么人或是什么作品里恐怕都不能尽免，不过若把这浪漫的成分推崇过分，便成为一种主义，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

梁实秋批评情感的放纵，推出了他的新主张:文学的纪律。什么是文学的纪律呢?梁实秋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表述:“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人生中之普遍元素，只能于想像中体会之，而其想像又必须有节度有约束。”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情感与想像只有在理性的控制之下才能产生真正健康的艺术，理性才是文学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因素。

2．折中保守:文艺批评的观念

文学批评本体论是梁实秋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其文艺思想的倾向，艺术本质论和文学价值观这两方面是他论述的重点。

在阐述亚里士多德时，梁实秋把艺术的本质判定为“摹仿”。从表面上看这虽然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本质论有些接近，但实质上却截然相反。他认为艺术摹仿的对象应该是“真”和“理想”，“艺术的摹仿乃超于现象界的羁绊而直接为最后的真实之写照。歌德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摹仿乃‘较高的真实之幻想也’”，艺术“所摹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可见，他所说的“真”和“理想”实际上是人生普遍固定永久的元素，是潜藏在包罗万象的现实底层的人性理性，因而是人性论、理性说的重要补充，同样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和传统倾向。

从艺术价值观上看，通常可分为功利派和超脱派两大类。梁实秋在这个阶段的观点比较复杂。梁实秋在主张文学与政治保持一段审美距离的同时，又强调文学对干预人生的社会作用，所以归根到底他试图寻找的就是在超脱派和功利派之间的一条折中道路。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贴近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创作实际，不像先前的学衡派，基本隔膜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只是根据新人文主义的古典原则对新文学创作进行道德判断。因此可以说，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语境中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贴近现代文学创作，从外在到内在的发展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梁实秋的人文主义批评的确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整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对新文学主潮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