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演进逻辑

新人文主义最先是由学衡派引进中国的。他们之所以致力于这一译介工作，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其他理论思潮有着相同的背景与动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大都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谙熟和珍视。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本来就是“兼采释迦、耶稣、孔子、亚里士多德四圣之说，而集其大成”⁽⁴⁹⁾。新人文主义与儒家学说的相通，成为白璧德的这些中国弟子很快接受和认同其学说的重要契机。白氏的这些中国弟子回国后，于1922年1月创办《学衡》杂志，先后译介了白璧德《文学与美国大学》、《民主与领袖》等著作中的重要章节，宣传新人文主义思想，以《学衡》为阵地掀起了一场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人文主义运动。

梅光迪曾说:“在许多基本观念及见解上，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泉源及动力。”⁽⁵⁰⁾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明确地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和匡时救世的药方。吴宓多次强调:“今日救时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弊。”⁽⁵¹⁾梅光迪在论及人文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白璧德和穆尔(P．E．More)时也认为:“吾国固有文化中之缺点流弊，亦可得两人之说以补救之。”学衡派之所以把新人文主义当作救世的良方，是由于他们也像白璧德一样“确信人性二元之说”，把“以理制欲”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基本纲领。

作为一个文化流派，学衡派对文学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诗人、批评家。作为新人文主义的道德救国论者，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像白璧德一样，特别重视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中的道德批评模式。学衡派从新人文主义“人性二元”、“以理制欲”的理论出发，认为文学应是“载道”即表现道德要求的工具，文学必须“以道德为本”，把道德提到“作品所寄”的土壤和根基的重要地位，并强调文学在增进人类的人格和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

文学的性质和功用如此，那么学衡派又是怎样认识和要求文学批评的呢?关于文学批评，吴宓有一段颇能代表学衡派观点的表述:“盖今之文学批评，实即古人所谓义理之学也。其职务，在分析各种思想观念，而确定其意义。更以古今东西各国各时代之文章著作为材料，而研究彼等思想观念如何支配人生，影响事实。终乃造成一种普遍的、理想的、绝对的、客观的真善美之标准，不特为文学艺术赏鉴选择之准衡，抑且为人生道德行事立身之正轨。……是故文学批评乃以哲学之态度及方法研究人生。”⁽⁵²⁾总的来说，“学衡派基本上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没有跳出西方的窠臼，而且缺乏具体的美学内容和文学体验。”⁽⁵³⁾

作为新人文主义理论的自觉代表，学衡派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仿佛是个孤零零的特例，他们与整个新文学的对立姿态，也使他们显得落落寡合。然而，实际上，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葛以及在现代文化发展中传统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理念与审美理想对新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仍然十分明显。在新文学的最初十年，其首要目标是打破禁锢以生存下去，因此它的策略是通过破除传统来取得“立”的资格。第二个十年，它立稳了脚跟，调动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资源以实现发展，成为它理解传统的新起点。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一些人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得失中对传统的正面价值作了重新认识，另一些人则在传统中寻到精神避风港。这样，新人文主义那种融化中西的文化理念和节制、均衡、和谐的审美理想，就与趋新而又在深层趣味上守旧的文化心理一拍即合，并逐渐成为理解文学中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一种原则。在此，起作用的是新人文主义的美学精神，而不是其僵硬的伦理原则，其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主流文学外的作家群体中。

新月派是最早体现这种影响的文学群体，虽然新月诗人群并不是梁实秋那样自觉的新人文主义者，他们既不反对浪漫主义的基本美学观，也不强调新人文主义的伦理信条，但他们的诗学观却与梁实秋的理论颇为一致，他们也反对不加约束的任情宣泄，主张以理节情，并强调吸取古典诗歌养分、追求纯正和谐的诗美。闻一多的“三美”理论作为新月诗派的形式规范，体现了新人文主义和谐、节制、匀称的审美原则，而陈梦家所概括的“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⁵⁴⁾的新月诗风，则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的诗学理想。虽然新月诗派对形式的关注使它屡遭形式主义之讥，但它对纠正诗坛的粗率与散漫，重建诗歌语言的弹性与智性，却有重要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