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社前期:“审美无利害”命题的进一步修改

在创造社前期(1921—1927)主要人物(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陶晶孙等)的审美意识里，存在着把艺术目的归结为主体自身的文学审美论倾向。他们把创作归结为主体的纯粹直觉性活动，艺术不可能有预定的或自身以外的目的。这明显受到西方“纯艺术论”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

郭沫若等人把感性的情感作为“自我”的核心，所以表现自我也就是表现情感冲动，文学的本体也就是情感，这些主张与以感性情感为审美和文学之根基的文学审美论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而郭沫若所说的“新浪漫主义”，也显然有王尔德唯美主义诗学主张的影子。他们虽未统一打出“唯美主义”的旗号，但在理论和创作中却显露了崇尚审美、排斥文学的直接功利动机的思想倾向。

从郭沫若、郁达夫到郑伯奇，再到成仿吾，他们对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内心”、“自我”、“客观”等的表述、追寻及界定，走过了一条从个体经验到理性概括，从概念的不确定到概念的明晰、定性的路程。艺术是“自我表现”，是“内心的要求”，艺术不是“反射”而是“创造”，创作不是“再现”而是“表现”，艺术所面对的是经验表象经主体知性先验统一的“客观”，这都充分表明了创造社主要成员对艺术创造主体及主体心理结构的重视。这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继王国维之后，在审美自律性上的觉醒及其理性建构，标志着中国诗学“现代性”因素的增长。

(一)郭沫若:无目的论的早期诗学话语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传统诗学“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唯美主义的衍生和转化。

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一文中提出了“无目的”说，“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¹²⁾郭沫若的“无目的”说，与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克罗齐美学及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思潮都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但对郭沫若来说，他是在老庄哲学与西方美学的比照参证中，来思考文艺的“无目的”问题。首先，郭沫若借助庄子哲学解构了康德的天才观。他赞同康德“艺术即天才之作品”的观点，但不同意康德视天才为“天赋”能力的看法。那么，天才的秘密是什么?庄子哲学帮助他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无我”。在庄子那里，“无我”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修炼——“心斋”、“坐忘”达到这一境界。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也认为天才多半由于“努力”、“细心养成”。其次，“天才”在康德尤其是叔本华那里，都有审美化之趋向，康德有时将天才窄化为“想像力”，叔本华则直接断言天才属于艺术创造。当郭沫若把“无我”精神视为天才的秘密时，接受了天才审美化的观念。他引用叔本华“天才即纯粹的客观性”，认为所谓的客观性，便是把小我忘掉，便是“无我”。

老庄哲学的精义是“无为而无不为”六个字，这一充满辩证法的思想深刻影响了郭沫若的文艺观。在他看来，艺术“总要行其无所事才能有艺术的价值”⁽¹³⁾，“苟兢兢焉为个人的名利之见所囿，其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¹⁴⁾。但老庄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郭沫若论艺术的成功与否上，还表现在文艺功利性的实现上。他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说:“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味的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¹⁵⁾只是这个终极目的并不是靠功利主义动机，它恰恰是靠“无目的”来实现的。他说:“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但假使创作家全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所发挥的功利性恐怕反而有限。”⁽¹⁶⁾在郭沫若看来，功利主义动机不仅损害艺术的价值，而且使作品的社会效果落空。文艺功能的最终实现正体现在这种无目的的动机与有目的的效果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因此，用“不用之用”来概括郭沫若的早期文艺观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如何由“无目的”实现文艺的功利性呢?在这里，郭沫若接近了康德美学。郭沫若除了赞同康德“文艺即天才之作品”的观点外，还曾在其传记小说《Lobenicht的塔》中提到了《判断力批判》一书。康德整部《判断力批判》似乎都在致力于解决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即“无目的”与“合目的性”之二律悖反。康德认为，美的艺术“虽然没有目的，仍然促进着心力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¹⁷⁾。康德将此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郭沫若的见解与之何其相似!郭沫若在《诗论》中说:“真正的诗，真正的诗人底诗，不怕便是吐嘱他自己的哀情、抑郁，我们读了都莫有不足以增进我们的人格的。因为诗是人格底创造底表现，或为人格底创造冲动底表现。我们感得了他这种冲动，对于我们的人格上，灵性上不能不发生影响。”

郭沫若将康德美学与老庄哲学作一比较，发现老庄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而康德美学更多的是提供审美方面的思考。可见，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和互相阐释中，郭沫若才建构起早期诗学话语——“无目的”论诗学。

(二)郁达夫:融合主客观的生命诗学

郁达夫也许是创造社同仁中最具唯美色彩的文艺家，他曾经率先向中国新文坛介绍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宣言——《道莲·葛雷的画像》的序言，还最早向中国读者详细地描绘了英国“世纪末”文学的殿军——《黄面志》作家群;他的小说创作如《沉沦》中，对唯美派作家及其作品的频频提及，多处援引，足以表明他对唯美主义的浓厚兴趣。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¹⁸⁾

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领悟是相当深入的，对他而言，“美”在艺术作品中意味着一种艺术化的情调和氛围。从艺术的角度看，一部作品的价值除了提供超世俗的“真”之外，还要提供现实中所没有的“美”，至于作品的道德功利价值并不是艺术性的价值。

1．王尔德对郁达夫的影响

五四前后，《新青年》杂志率先介绍、宣传王尔德等唯美派作家的作品及其艺术主张，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被搬上中国舞台，引起强烈反响。一股“王尔德热”在中国文坛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郁达夫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是最早把王尔德介绍到中国文坛的作家之一。1922年2月，他翻译发表了王尔德阐述其艺术观点的重要论文《〈道莲·葛雷的画像〉自序》，这是郁达夫最早发表的译文。他还写文章介绍和宣传王尔德及其他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和文艺观点。

郁达夫推崇王尔德，首先是因为王尔德离经叛道的反抗精神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心态。王尔德大声疾呼极端的功利主义扼杀了英国艺术的生机，因而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来矫正时风。王尔德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的小说《道莲·葛雷的画像》被指控为一本邪恶的书。王尔德毫不示弱，奋起反击对他的指责。写作《沉沦》后的郁达夫也引起了许多非难和攻击，几乎陷入与当年王尔德同样的困境。这便促使他倾向于王尔德。

作为唯美主义者，王尔德认为现实社会是丑恶的，只有“美”才具有永恒的价值，“美”才是艺术的灵魂。正是受这一观点的影响，郁达夫也强调文艺中“美”的重要性，“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¹⁹⁾在他看来，对美的追求是艺术家的天职，他在《〈创造日〉宣言》中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稍后，他又在《小说论》中再次强调“美”的重要性，“小说在艺术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文艺观念上，郁达夫并没有全盘接受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偏激主张，只是在某些方面与王尔德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共鸣。郁达夫说过:“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样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²⁰⁾郁达夫与王尔德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不仅追求文学形式的美，而且也要求艺术的美，“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²¹⁾。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分离不开，正如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²²⁾。

作为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艺术家，郁达夫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心生活，人在现实重压下的焦虑、孤独、幻灭、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而终归于无为、悲凉、凄楚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心理折射来表现外部世界。因此，生命文学创作与生命诗学观的特点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融合。它具有前期浪漫主义所没有的现实感，又具有现实主义所没有的主观性，这就使它形成一种介于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同包括唯美主义在内的西方世纪末文艺更加接近的主情的文艺观和创作方法。

2．艺术生活化

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郁达夫接受了尼采的影响。郁达夫特别强调“生”的力量(即生命本能)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性，就是尼采影响的结果。他认为，“‘生’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造成一切存在，一切现象的原动力。”“‘生’的动向，是使人类一步一步从不完全的路上走向完全的路上去。”“‘生’这一个力量是如此的表现在我们的存在之中。组成人类社会的我们个人，以‘生’的力量的原因，得保持我们的存在，就是‘生’的力量的具象化。……所以‘生’是如此的具象的表现在我们身上，而表现就是创造。讲到艺术哩，却又除表现(即创造)外，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²³⁾

尼采常常赞美生命本能，认为它是符合道德的。他说:“任何健全的道德都是由生命的本能所控制的，而反自然的道德，即迄今为止人们所说教的、尊敬的和宣传的几乎所有的道德相反地都是直接反对生命本能的;这种反自然的道德有时秘密地、有时公开地谴责这种生命的本能。”⁽²⁴⁾郁达夫不仅强调艺术要表现生活和生命本能，他甚至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艺术毕竟是不外乎表现，而我们的生活，就是表现的过程，所以就是艺术。”⁽²⁵⁾尼采也有类似的观点。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²⁶⁾换句话说，在尼采看来，表现生命乃是文学的最高目的。认为文学是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也即感性存在自身的诗意显现，这种观点与郁达夫的生命文学观无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郁达夫在尼采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注重表现生命本能的文学观，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反对异化、要求人性解放的叛逆精神，其宗旨就是要将受到社会压抑、礼教束缚的中国病态僵化的人生还原为具有独立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力的自然审美的人生。这种倡导人性解放的文学观和五四时期崇尚个性自由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