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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诗力说》中的“摩罗”是指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崛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诗坛的“浪漫派”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⁶¹⁾“摩罗”，梵文“Mara”的音译，指佛教传说中的魔鬼，“摩罗”一词源自印度古代两大叙事诗《摩诃波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叙述诸神以及英雄的故事。《摩罗诗力说》主要评论介绍了所谓“恶魔诗人”——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等诗人的诗作，张扬他们的人品诗品，肯定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从而热切期待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摩罗诗力说》的所谓“诗力”是源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对民族民生的责任感，它在诗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激情、一种感人的热力、一种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追求。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所作，于1907年初刊于《河南》。《摩罗诗力说》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1—3节阐明文艺一般原理;第4—9节评价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的思想与创作，鲁迅把这些诗人统称为“精神界之战士”。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欧洲浪漫派中成就较大的几位诗人，即“摩罗”诗人，他们是英国诗人拜伦、雪莱，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鲁迅认为这些诗人的共同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甚不愉悦者。”“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⁶²⁾摩罗诗人中当以拜伦为代表，鲁迅先生从为人处世、文章写作等方面论述了拜伦的为人风范及为文风格。拜伦酷爱自由，虽负摩罗之名实为人之善者。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他“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⁶³⁾。鲁迅对于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的精神与人格是极为推崇的。“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袭来，遂以不支。”⁽⁶⁴⁾鲁迅如此热烈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是希望他们起来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鲁迅概括了这些诗人的共同特点:“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⁶⁵⁾“无论是拜伦，还是雪莱，在他们一生的精神奋斗与命运的波折中，那熔铸了他们生命热血和激情的诗都是他们自身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而他们的一生也成了一首首人世摩罗之诗的写照——他们和他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自信、自尊、自强而独立，一样‘率真行诚，无所讳饰’，一样心怀对人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之爱，一样为荡涤人世间‘伪饰陋习’，为寻求人类的‘独立自由人道’而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诗和他们自身是相互铺写，相互印证，相互彰显的。”⁽⁶⁶⁾

这派诗人的歌声是“声之最雄桀伟美者”，其“力足以振人”。鲁迅认为，中国人受旧文化的影响太深(“旧染既深”)，“新声”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只有将目光转向域外，“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⁶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摩罗诗人的人格特质，摩罗诗作的审美品性及思想内蕴、摩罗诗派的强大影响力都逐一地进行了介绍。把“摩罗”诗派的歌声作为先觉之声引进国门，才有希望在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造成本民族的“新声”，以振奋国民精神，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其目的是要打破清末中国文化界出现的生机断绝、草木凋零的“萧条”的局面。只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诗人才能不为一己之我所限，“为力奇强，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曾言，为时人所不敢言，从而才能写出夺人精神、使人自觉的作品。

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审美本质与社会功能。他希图运用文艺进行精神启蒙，进而振兴国家和民族。鲁迅介绍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意在使之成为建设中国新文艺的一种学习参照，这首先就需解决正确对待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破除文化保守主义，大胆引进世界进步文化。鲁迅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即震于外援，强自扬厉，不惟不大，……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⁶⁸⁾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建构了一种实践性思想文化启蒙方式，他想以摩罗诗歌为工具开启民智，借国民去推动国家的发展。“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给独特的个体‘人’(即‘精神界战士’)注入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让他们把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重任，最广泛地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国民中去，从而避免了在哲学层面上争辩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的形而上学。”⁽⁶⁹⁾《摩罗诗力说》以大量篇幅，大量例证，精辟评论了众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及诗作。不仅针对中国“诗无邪”之类的传统陈腐观念，而且比较论证了鲁迅的诗歌美学理论。

我们知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受社会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社会。所谓“言为心声，文随世变”;“以文抗世，文可变世”。⁽⁷⁰⁾文学是最有力之心声，它要写的正是人生感悟体验、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文学又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人生的，它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要求，有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因此它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并最后改变社会。《摩罗诗力说》具体论述了人为什么需要文学和什么文学可以更好地改变社会人生，突出了摩罗诗派文学对社会人生的特殊作用。

鲁迅对于文学功用的准确把握也触及文学的本质特征: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⁷¹⁾

鲁迅对文艺特性的论述，还触及更重要、更深刻的层次:

此他丽于文章能事者，犹有特殊之用一。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⁷²⁾

这段论述，既揭示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又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感性特征。鲁迅不仅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应该而且可以揭示人生真谛，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且初步认识到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特殊规律。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在此前的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对文艺本质特征的阐释，没有比这更明晰、更彻底的了。

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所提倡的“摩罗诗力”，激荡一种既忧国忧民又“争天抗俗”的人格精神，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和诗学批评的问题，引出了更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力图唤醒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批评精神，对中国近代诗学来说，就不仅仅是诗学。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度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与此相应的中国诗学也呈现出文化的转型和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的局面。中国诗歌走到近代，已经积蓄了自《诗经》以来丰富悠久的传统，加之近代以来学术思想的趋向合流与转换，对于诗人来说，必定要具有丰厚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融文史哲为一体，聚历代英华于一炉，成为诗歌创新合乎内在规律的必然趋势。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基本的最广泛的一种观点。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反省自身，从学古中求新变，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诗学精华，提升诗人的精神主体，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诗学萌生了新质，呈现了中西汇合的局面。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笺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黄　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袁　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参照曹萌:《近代改革思潮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62页。

(2)郭延礼:《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载《东岳论丛》，1999年第1期，第83页。

(3)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6)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页。

(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9)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0)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1)徐志啸:《中西比较文学的发轫期》，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53页。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

(13)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1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1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9页。

(16)张立芳:《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载《东岳论丛》，1998年第3期，第82页。

(1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1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1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页。

(20)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2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页。

(22)陈耀南:《鸦片战争的深刻启示———魏源与中国的现代化》，载《求索》，1984年第5期，第90页。

(26)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27)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见钱仲联辑:《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8)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29)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30)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1)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32)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1058页。

(33)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5页。

(34)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37)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38)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3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下)，钱仲联笺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972—97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41)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8页。

(42)王英志:《饮冰室诗话论略》，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第85页。

(4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44)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45)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46)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47)陈俐:《南社及其主导的“宗唐文学观”》，载《淮北煤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63页。

(48)孙之梅:《南社及南社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11页。

(49)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35页。

(50)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5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52)佛雏:《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53)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解说之一》，载《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辑，第270页。

(54)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

(55)李世众:《试论王国维的“境界说”》，载《史林》，1998年第1期，第29页。

(56)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57)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58)王国维:《人间词话》(上卷)，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页。

(59)王学海:《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国维》，载《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99页。

(60)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6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6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6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6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6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66)胡群慧:《〈摩罗诗力说〉新论》，载《理论月刊》，2002年第2期，第79页。

(6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6页。

(6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69)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70)杨保春:《〈摩罗诗力说〉之诗力论》，载《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8页。

(7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7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