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与文学相统一的南社诗人

南社于1907年开始酝酿，1909年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正式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南社与同盟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南社自成立之日起，发展迅速，至辛亥革命后，会员已达1180多人。会员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等著名文学家，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规模宏大、成绩卓著、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奉行的宗旨是“研究文学，提倡气节”，即以文学为武器，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提倡革命气节，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事实上，以文学创作反抗满清的专制统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成为南社的政治目标和文学主题。所以，南社的性质，亦如高旭所言:“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陈、柳二人，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欤。”⁽⁴⁴⁾当时也有人评价南社曰:“虽以文学为名，实有救时之志。”⁽⁴⁵⁾可见南社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文人团体。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南社的旗帜下，聚集了大批文学家，他们以文学为武器，积极配合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政治色彩浓厚，但南社仍有一个主导的文学观。这就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为进步团体的特征的宗唐文学观——尊崇唐音，而反对北宋的诗风。他曾说:“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⁴⁶⁾柳亚子推尊“唐音”，固与其启蒙教育养成的文学审美品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唐音”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南社的时代精神与本质特征。唐音，亦即通常所说的盛唐之音。它是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在建功立业普遍成为文人理想取向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文学风格与精神风貌，而尤重自主精神与独立人格。它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与精神存在的理想状态，并为后人景仰。“柳亚子等人尊崇唐音不是封建士大夫远揖天朝之梦式的追慕，而是基于对唐音的精神实质理解之上的升华与重新阐释。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只能产生、留存于这个时代。唐音已随着盛唐的远去而遁入历史深处，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面标帜，但它的精神却不因岁月流走而消逝，它超越时代而存于永恒时空，并随时代变化而常新”⁽⁴⁷⁾。在南社时代，唐音又成为时代精神主旋律，它应该成为积极的人生姿态和锐意进取的人生意志。值得注意的是，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于其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点即是南社精神与唐音传统中共有的反抗、进取的特点。然而在实际编选和艺术实践过程中并不能严格履行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的主张，又极易与其他成员产生关于诗学之争，特别是到后期，“唐音”已很难具有现实召唤力，需要一场新的诗学革命来临。

南社文学根底于“经义史事诸子”和宋明遗民的文化传统，南社的文学思想则由复社几社上溯到明代前后七子，并进一步上溯到唐音。如果仅仅是把这一文学统系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及文学风格传承下去，问题便被简单化了。“南社在继承这一文学体系时，舍弃了其在清代的演变，开掘出沈德潜在总结这一文学体系时丢弃了的复社几社忧时托志，砥砺气节，反抗异族的诗学精神，并让这一诗学精神在近代产生了‘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的作用”⁽⁴⁸⁾。其结社宗旨、组织结构、传播方式、创作时尚均已与明末复社以来的文人社团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特色。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成绩突出。南社中的不少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佑任等人继承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的传统，在诗歌中以旧风格融新理想、新意境、新感情、新名词，突破了传统格律诗的束缚，进行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形成、产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主题意丛、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鲁迅准确地概括了这一重要社团的文学特征和革命精神:“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⁴⁹⁾“……那时有许多文人，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⁵⁰⁾鲁迅具有清醒的眼光，准确地剖析了南社成员的弱点，由于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所致，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⁵¹⁾。

南社文学出现于近代文坛时，也正值中国文学处于重要转变的时期:一方面，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已走到了它的末路;另一方面，外国文学已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中国诗歌需要打破古典诗歌的封闭系统，注入新学思想和异域文化，诗歌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而应该开始面向世界。南社成员在如何对待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文学传统，如何对待由外国涌来的新的文学样式，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以及思想与艺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何创造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并为中国文学开创崭新的局面和前途等等问题上，都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总结南社发展、兴盛以至衰落的历史和南社对中国文学发展探索、实践的经验，也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尽管南社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如反映现实的面不够宽，艺术上也不够成熟，比较粗糙，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等等。但南社以气节相号召，推崇“唐音”，反对崇尚宋诗的“同光体”，弘扬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倡导浪漫主义，开创了一代新文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总之，南社是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它以自己的实绩，奠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