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界革命”与梁启超

兴起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晚清诗界革命，是在东西方文化撞击和交流中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伴随着政治上的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运动相应而起的。随着西学东渐，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新的社会思潮相继出现，从而给近代文学以很大的影响，于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这些文体革命总的目标均是要求作品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和新人物，这“四新”又是以西方思想为前提的。“诗界革命”要求的“新意境”和“新语句”，梁启超已有明确说明:“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³⁵⁾

中国诗坛与当时的社会形势也促使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倡导诗界革新。梁启超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输入欧洲之精神为目的的诗界革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当时的诗坛状况:“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³⁶⁾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纲领和构想，其主要观点有:

首先，诗界革命的纲领是“新意境”、“新语句”与“古人之风格”“三长具备”，其中“新意境”即新内容，主要是指“欧洲之精神”，“新语句”即翻译“西学”的新词语。“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³⁷⁾。

其次，诗界革命的目标是取法西方，“求之于欧洲”。他呼唤“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的出现，希望中国诗界要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去寻找中国诗歌的“新境界”，而这个“新境界”就是“欧洲之意境、语句”。“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³⁸⁾。

再者，在诗歌的功能上，梁启超主张诗歌应服务大众，把诗界革命当作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他说，“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³⁹⁾

梁氏论诗，虽极力主张诗歌的社会功用，但也能够注意到诗歌的艺术价值。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认为诗有两种境界:一是重艺术价值的“诗人之诗”;二是重思想价值的“非诗人之诗”。但总的来看，梁启超还是更偏重于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相对忽略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在诗学理论上，重视诗歌本身与诗学理论的相互阐发。梁启超对此熟谙于心，其力作《饮冰室诗话》不仅是一幅维新史实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饱含时代理想的新诗学理论著作。梁启超诗学的核心就是启蒙，就是要求诗歌担负起介绍西学，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先进文明，为当时维新派政治革新服务的责任。倡导诗歌描写新理想、新意境，是梁启超诗学启蒙主题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诗学的精华。

诗界革命是对中国传统诗歌观念的猛烈冲击，动摇了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促进了正统诗文化的解体。中国传统诗歌是“雅”的艺术，雅正、高雅，不同凡俗，是中国诗人不懈的艺术追求。诗界革命从开启民智的政治需要出发，大力倡导通俗化，从而动摇了中国诗歌的雅文化传统。梁启超把由“雅”入“俗”看作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诗言志”是其悠久的传统，抒情诗比叙事诗发达是不争的事实。诗界革命一反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播新思想的认知教化工具，作为开启民智的手段，因而必然注重其认知价值和功利价值。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思想启蒙是紧密相连的，为了“新民”，他要进行思想启蒙，而要有效地进行思想启蒙，最好的运作载体还是文学，所以他对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说界革命。梁氏的“小说界革命”不仅是为了“新民”，而且还把它提高到刷新、改革国家政治、宗教、道德、风俗的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当然，梁启超这些说法有些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作用。小说对社会生活和生活变革能产生影响，但也只是“影响”，并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⁴⁰⁾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文学启蒙的作用，为接受群体提供更多的阅读方便，文学改革必然要走语言通俗化即言文合一的道路。文学的通俗化走向，是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诚如梁启超所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⁴¹⁾近代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走向和白话文热潮，为五四白话文学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语言)基础。这两点应当视为近代文学启蒙的历史贡献。

撰写《夏威夷游记》之后，梁启超又撰写了《饮冰室诗话》。《饮冰室诗话》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关于诗歌变革的一系列主张，诗话通过对当时黄遵宪、谭嗣同等进步人士的诗歌作品的评价，体现了梁启超标举的以启蒙为主题的诗学主张。“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并没有把诗歌和政治直接联结起来。他看出“精神教育”，从精神上“改造国民之品质”，是更深远地影响着民族前途的。这也就是说，他认识到诗歌应在比政治更高的一个层次上起作用。《饮冰室诗话》是维新派最著名的诗话，其体例仍是传统诗话以评诗与采诗为主的随笔性质。其思想主张与《夏威夷游记》相比，关于“诗界革命”含义有所发展变化，也演绎得更深刻更具体。《饮冰室诗话》实际是对“诗界革命”的总结。社会现实使梁启超的思想逐渐成熟，维新派诗人诗歌创作亦更加符合“诗界革命”的精神。《饮冰室诗话》打破了传统诗话通论古今的传统，只谈当时的作家作品即以收录同时代诗人时代气息极强的诗作为主，又基本是维新派诗人的诗歌，以其展现“诗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却是独具的特点。目的是保存维新变革时代一段活的历史，以及新诗学发展道路上的一段史实，即“以诗存史，因诗以知史”。梁启超以启蒙为主题的诗学主张推动了诗学理论的近代化，梁启超认为诗学的近代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求诗学理论运用当时多种新的观念与方法，抒发新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诸如近代进化论思想、科学自由民主思想等，来观照建构其诗学理论体系，从而树立对于建构新诗学、塑造“新民”的重要意义。二是要运用那些符合创作规律的近代诗学观念，来阐释当时的诗学现象，从而将中国古典诗学“诗史”说的思想传统延伸到中国近代以“改造国民性”、重塑新精神为主旨的启蒙思潮。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借助评诗与采诗对维新派“诗界革命”进行了总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饮冰室诗话》对“诗界革命”意义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它具体要求诗歌以古典诗歌的体式，含蓄蕴藉的风格，并与音乐性相结合，来表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启发民智，激励人们维新改良的热情”⁽⁴²⁾。

梁启超在推动诗学的近代化的过程中，很好地注意了诗学的民族化，这是他对近代诗学理论的又一大贡献。“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都是要求诗歌在具有新意境新理想的同时要重视对本国传统文学的继承。主张用具有“古风格”和“新语句”的诗歌去描写西方的“新意境”，从而达到引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目的。当然引进西方新的意境和发扬民族诗歌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于诗歌的民族化，他曾有这样一段话:“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⁴³⁾

梁启超的诗学主张，在当时的实际意义，是直接为政治经济上的革新服务;而其长远意义，却为后来的一系列文学革新打下了基础。他打破了诗话的传统，注重诗学革新过程中的民族化，推动了诗学的近代化，这是他在诗学理论上的巨大贡献。这场既有理论主张又有创作实绩的诗歌革新运动在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作为历史必由的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无论其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为五四新诗运动做了先导和预演。自觉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具有开放意识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中国文学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并最终汇入现代世界文学潮流所跨出的第一步。它标志着中国诗界具有了世界性开放视野，初步建构起中外诗歌整体比较框架，使中国诗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鲜元素，展现出辉煌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