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诗派及其后的同光体

所谓宋诗派，一般是指清代咸丰、同治以降的一个在诗歌写作和理论上以宗宋为主要特征的诗派，也可作为这一时期宋诗运动的统称。宋诗派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清代以来凡论诗宗宋者皆被称为宋诗派。道光、咸丰年间，在诗歌领域兴起了以祁隽藻、程恩泽为首的偏于宋诗格调的流派，即宋诗派。主要诗人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任访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将宗宋诗的诗论家分为三派:早期如黄宗羲、吴之振、厉鹗、翁方纲与姚鼐等称为清初宋诗派，他们主张肯定宋诗地位，不独尊唐诗。道咸年间何绍基、郑珍等被称为中期宋诗派，与桐城派的方东树、梅曾亮等同宗宋诗;后期宋诗派是指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²⁶⁾陈衍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石间东辂、郑子尹珍、莫子思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²⁷⁾宋诗学，概括而言，是重思理筋骨，在平淡中透发深度，是学者表达的理想园地，而其精神实质是重视人文涵养与人格境界的合一。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是宋诗派和同光体的主要代表人物。陈衍著述繁富，主要有《石遗室诗话》及“续编”、《石遗室诗集、文集》、《金、辽、元诗纪事》、《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说文解字辨证》、《周礼疑义辨证》、《礼记疑义辨证》、《尚书举要》、《通鉴纪事本末书后》等，此外还主修《福建通志》。清代宋诗派诗论的核心是性情论和不俗论。他们认为，作诗文当由学做人开始，在作出自家的好诗文之前，必须多学习古人之诗，兼及经史百家。除此之外还需养气明理，以培护涵养自家的真性情。诗人有了真性情，作出诗文自然不俗，自然就有“性情面目”。强调要有真性情作为诗的根本:

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生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²⁸⁾

人要有真我真性情，始能人与文为一。因文造情，不是真诗人的作为，而是言不立诚、语不切实的故作姿态。宋诗派标举性情，但认为性情不能凭空产生，需要道理、学识作为基础。因此他们强调学习、学问对性情面目形成的重要性，认为养气、学古是做人作诗文的必经阶段，唯有明理养气等才能救性情空疏不实之弊。陈衍所说的“真实本领”，正可看作真学识，至于他提出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等诗论，则可以看作是此派诗人共同的追求。因此，陈衍主张诗人的性情与学人的学问相结合，写景言情与记事翔实、考证精确相结合。陈衍诗论中屡屡强调“真性情”的重要性，其实质是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诗人性情的主观和学养的客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而表现出一种宏观的文化意识。他提出，作诗文一要以己之性情通天下之心，二要求己之不俗与有根有本。那么，何谓真我真性情呢?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时流露出来。……又性情是浑然之物，若到文与诗上头，便要有声情气韵，波澜推荡，方得真性情发见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所作，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²⁹⁾

可以看出，陈衍的诗学思想有与近代学术思想发展同步的特征，实是重主性情的诗学注入这种发展之中，共同参与文人忧世的文化情怀，表达对人之存在以及命运与未来的深切思考和倾心关注。

无论学为人还是学为诗，都应以自立不俗为旨。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戒俗之言多矣，莫善子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³⁰⁾

只有“不俗”，这样才有创作主体的独立意识。类似的思想也见于《与汪菊士论诗》:“余尝谓山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两字最精确，俗不是坏字眼，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不依傍前人，不将就俗目。”⁽³¹⁾这正是他诗学思想中对诗的“不俗”文化品质的追求，要有独创与个性精神，才使得诗与人可以合为一整体，人格即诗格。

陈衍是近代“同光体”诗学的主要理论家，其理论观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虽未明确其实际内涵，但从其语意中所表达的实是一种在“人成”基础上的诗学功夫论，不但有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也有对诗歌理想新境创造的期望，更有对社会现实文化的关注意蕴。陈衍诗学不但提出诗关学问的主张，还进一步认为《诗经》是以学问入诗的典范: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于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材，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材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三百篇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³²⁾

这里特别提出诗三百是有才情又有思想见识学问，是熔经、史、子为一炉的诗歌境界。

“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³³⁾。这表示陈衍对诗的看法是学力与性情并不矛盾，而且在诗人的灵心妙运中，二者可以呈互动关系，也就是人、学、诗的统一，而且，是学养与性情的完美融合。

他认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结合，应当始于“别材”而终于“学问”，也就是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的路径，反对“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的做法，否则就达不到“真诗人境界”。陈衍在诗学中强调并提倡学人诗，重视诗人的气质而不是诗人的学问。有了诗人气质才能写诗人之诗，再加以学问，从而能够作出“学者之诗”。他以创作主体的学养根本为出发点，认为诗是品德学养与才技艺能的总体呈现，这样才能提高诗的文化品质与内涵。他对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进行了批驳，也对所谓的假诗人进行揭露，体现了他对诗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诗歌发展的期望。

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古人所以分登高能赋、山川能说、器物能铭等为九能，反之又东坡所谓孟浩然有造酒手段，苦乏材料耳。⁽³⁴⁾

陈衍强调学人诗在真诗成就过程中的作用，其实质是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真诗人要才德兼备，性情的主观和学养的客观二者不可缺一，是对诗人有极强的自觉自立意识的很高期望，其精神背后是“人成”的意义要求，而不仅仅是对诗境的要求与规范。这是由提高诗境的要求，进而到提高对诗人自身的要求，表现出一种宏观的文化意识。陈衍提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诗学主张，并把它作为“同光体”诗人追求的目标，其目的是为“同光体”诗派增添浓厚的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