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源的“经世”与“言志”

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而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新思想、新技术的涌入，诗歌的内容乃至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总是直接地作用和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并很快地由这一影响而形成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思潮，在理论主张上，总是与社会政治方面的理论主张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此一致性又直接地导致文学创作方面产生大量的反映社会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诗学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经世致用”学说在此找到了其生存的环境。“经世致用”学说以对现实的批判为基础，要求学术研究与当前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着力在文学和社会之间建立起直接互动的关系。一些仁人志士从思想和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探索，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具有启蒙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已为重视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的“汉学”所取代，广大知识分子埋头于浩繁的古代文献之中，考据诠释，脱离实际，皓首穷经。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赋予近代诗学以新的意义，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一部分有识之士逐渐从琐碎的资料考据的故纸堆里脱身而出，开始自觉地建构起志在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诗学理论。

魏源实践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时代风气，振奋起了自新自强的民族精神。“龚氏用《公羊》讥评时政，鼓吹革新;魏源则以《默觚》发扬汉儒用《诗经》谏志之旨，以《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扩充《尚书·禹贡》天下郡国利病之学，而他一切成大效而具远见的治河、理漕、行盐、更币等政务主张，又都是《周易》、《老子》的变通复运哲学和公羊家、法家更世变世精神的实化。”⁽²²⁾魏源的经世思想以实利为标准，讲求功利价值，以后“求诸实用”的治学原则成为近代学术的发展趋势与时代要求。龚自珍的经世思想批判旧学，力图摆脱传统的桎梏，为经世思想的复兴扫清了道路，这是龚自珍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总结者及古代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积极意义。魏源则起到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前驱作用。发愤精神与忧患意识催使魏源从沉沉酣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成为走出中世纪，睁眼看世界的近代思想先锋。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开卷即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²³⁾

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武器，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道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对后来讲新学、倡新政有很大的影响。魏源最主要的著作是《海国图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后代学者对这部旷世之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使“天朝上国”突破了夜郎自大的骄妄心理，把目光投向西方，师夷长技。由于西学的引入强烈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由于旧传统文化的日趋没落和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引发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抵制外来文化并用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工具的思潮，这一工具即是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中体西用”，即“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则从利民便民的角度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²⁴⁾。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²⁵⁾这是对魏源冲破束缚、开创新风气的时代精神的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