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文学思潮的先声:龚自珍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体系致命的冲击而开始瓦解。从此，中国近代开始了艰难的文化转型，即从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理性化的近代文化转变。在这场深刻的转变过程中，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重建。因此，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为范例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进行解构、再释与重建的过程。在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转型，使文化更趋于合乎理性的要求。

在这一文化转型中，龚自珍和魏源高瞻远瞩，积极引导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时代潮流，共同成为倡导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的先行者。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提出及躬身实践，魏源《海国图志》的横空出世都是学术经世并付诸实践的范例。

(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龚自珍(1792—1841)，亦名巩祚，字王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定庵文集》行世，所作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恩格斯说过:“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的人物做标志的。这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¹³⁾中国的“但丁”——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最后的同时又是最初的诗人，他最初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人民的心声。正如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¹⁴⁾他的诗文创作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改变了清中叶以来作家不敢接触社会现实的沉闷状况，自觉地为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服务，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他本人也自豪地宣称:“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¹⁵⁾

龚自珍的思想代表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水平，成为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龚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大力倡行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指陈时弊的议政风气，开启了晚清“议政”的一代新风。其二，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热切呼唤，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警醒了世人，激发起后人的改革热情。其三，龚自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对人才和人的个性的压抑束缚，追求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中国近代“主变敢逆”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四，龚自珍抱负宏伟，才气横溢，他的思想更具冲击力和感召力。因此，称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对衰朽的封建末世进行否定和抨击，热切地向往和呼唤未来社会，作为近代思想启蒙的先行者，他对人的情感、个性的尊重和张扬都大大启发了后世。“在中国近代史上，龚自珍是一位在哲学、政治、文学等不同的领域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他以思想家的深刻和邃密，以改革家的胸怀和锐气，又以文学家的热情和才气，观照和表现他的时代。他那奇异瑰丽的文辞，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嬉笑怒骂、激昂慷慨的讥评时政的方式，无疑会大大强化他的思想力度，增强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和感召力。所以称龚自珍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但丁式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其原因盖在于此。”⁽¹⁶⁾

龚自珍的诗作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在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龚诗既是政治家历史家的诗，又是真正诗人的诗。其浓郁的诗情近唐，以表意与陈述为主近宋，近唐而不流于兴象空浮，近宋而不流于枯瘠乏象，他融会了唐音、宋调的优点而避其流弊，以宋诗的面子包裹唐诗的里子，有独特的创造，自成一路，为古典诗歌艺术作了很好的总结。”⁽¹⁷⁾

(二)人性与诗性的统一:“尊情”说

生于乱世的龚自珍和当时许多的文人志士一样，思想和感情都深受社会环境的压抑，于是，崇尚个性与自由便成了他文学思想的支柱。在内心的需求和社会现实背离的巨大反差的碰撞中，迸发出强烈的“心”与“情”的呼喊，表现在诗学理论上，有其独特的“尊心”和“尊情”说。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¹⁸⁾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尊情”说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¹⁹⁾。他由锄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个突破现实的和传统的思想束缚的过程。与强烈的变革意识相联系，龚自珍在《尊命二》一文中针对儒家诗歌教条“发乎情，止乎礼义”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口号:“发于情，止于命”，主张用诗歌尽情宣泄个体情感。“发于情，止于命”的“尊情说”是个性的伸展与自由的呼喊，冲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钳制中国诗坛上千年的诗学规范，主张诗歌是自由尽情地宣泄个人情感的表现手段，龚自珍由此建立了以“哀、真、怒、完”为核心的诗学。

从龚自珍的“尊心”和“尊情”说，以及反对程朱理学和当时盛行的训诂考据学说，我们可以看出他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其学术研究中，他以鲜明的主观性和积极的精神去探索文学的内在客观性，从而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封建的专制制度进行怀疑甚至否定，也能够在“讥切时政”中形成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和继承“经学致用”的历史进化观念。“虽然龚自珍并未完全走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圈子，然而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批判以及渴求变革、向往未来的愿望和精神，不仅激励鼓舞了后来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人们的斗志，也是始于19世纪后期的思想解放的先导。”⁽²⁰⁾因此“博情”，首先就是敢于冲破专制统治和思想压制，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正是在这种摆脱束缚、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他体悟到了与生俱来、伴人终生的生命哀情并主张宣泄这种情绪。强调诗歌应该表现真实的情感，完整地传达个性、人格，在批判专制、解放思想的前提下，用诗歌重新建构一种悲壮的民族人格精神。

龚自珍的“尊心”和“尊情”说其实是潜在的“尊人”学说，因为“心”与“情”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所谓“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自古以来文人大家无不崇尚“诗与人为一”，从而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精神追求，这也是文学本质的体现。龚自珍的力作《病梅馆记》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人性受到扭曲而得不到自由伸展的一个隐喻，因而主张“纵之”、“顺之”、“疏之”。⁽²¹⁾

“尊情说”与明末以来“情”与“理”论争中主“情”一派的理论有相承关系，但比前人更进了一步。龚自珍生活在古代与近代之交，更明显地感受到开始觉醒的“人”、“情”与“礼义”、“天理”的对立。由此可见，他的“尊情”说，不仅包含着“人”的意识的觉醒，也是近代精神解放的要求。在中国诗学史上可以说是标新立异，对近代诗学观念的转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