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文学的发轫

比较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对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古已有之，只是一般都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未能形成独立的知识谱系和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如果仅关注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那么至少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清末至1919年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涌现出了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苏曼殊、林纾、王国维、徐念慈等比较文学学者，其中鲁迅和王国维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这些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如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1897)关于中国文学对欧美文学的接受的研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1909)的跨学科和中西诗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的涉及中外作家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林纾的《〈鲁滨逊漂流记〉序》等的译介学研究等。

(一)比较文学的先行者:王国维与鲁迅

在众多的先行者中，对后来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王国维。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王国维是最早有意识地运用西方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自觉地立足于传统批评的现代性转型，以独具特色的批评话语与世界文学理论进行初步的对话。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评论》，已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这也是他在文学理论、文化批评上运用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第一篇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其理论基础即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观，并以此来认识、研究《红楼梦》，论述《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及美学与伦理学价值。目的是用外来理论去观照、调整和补充传统诗学话语，寻求中西诗学的契合点，最终达到中西诗学汇通。另外，王国维的那本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与现代诗学开端的《人间词话》(1908)，正是融会贯通中西诗学、以西释中的力作。在《人间词话》中，他用西方哲学与文学观念，对传统的中国诗学观念进行阐发，创造了一系列的诗学范畴，从而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使《人间词话》成为20世纪中国诗学的巅峰之作。

对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鲁迅。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已经可以说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了。此文不仅对欧洲各国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提出发扬中国国民精神的方法就是吸取外来的精华。“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⁴⁾。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由是转为人国。”⁽⁵⁾这显然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洞达”接收吸取世界思潮，从而拯救复兴中国的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在这里，鲁迅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整体之中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是用世界眼光来看世界和中国的。至此，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涉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诸多比较文学领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诗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互为观照。另外我们也看到，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贯穿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及许多杂文中，从而形成了鲁迅自己的比较文学思想体系。鲁迅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堪称中国“比较文学之父”。“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早、贡献最大的比较文学家”，“我国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从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开始，1907年，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起步的一年”。⁽⁶⁾

在对中国诗歌研究方面，鲁迅也是将中外诗论及诗歌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并不执著一隅，而是放开眼光，作中西两种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鲁迅在判析诗的审美功能和价值上也是从“比较诗学”的研究这一比较文学的基本观念出发的。他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⁷⁾鲁迅指出中国传统诗论中，“言志”与“无邪”相矛盾，而“无邪”为统治正宗。这里参照比较的是西方诗歌、诗论。鲁迅充分肯定了诗歌的鼓动性和战斗性:“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⁸⁾《摩罗诗力说》以大量篇幅、大量例证，精辟评论了众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及诗作。这一则针对中国“诗无邪”之类的传统陈腐观念，二则比较论证了鲁迅的诗歌美学理论。不仅如此，鲁迅还引证了西方诗论家的论断，为之参照，为之佐证。如文章“皆在使听观之人，为之兴感怡悦”，鲁迅援引道覃的话:“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⁹⁾这里，给人的是一种审美的快感，一种审美的价值。鲁迅确认文学的功利性，引了约翰·穆黎的话:“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¹⁰⁾这是世界潮流，而文学作品更加突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这就是说，培养人们的理想情操，就是文学的任务和作用。鲁迅进而分析，文学不等于科学，它有一种特殊作用，这就在于能够启发人生的奥秘，直接提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此时，鲁迅已经立足于世界文化史的高度，不仅描绘别国文学的发展，而且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跨越时空纵横的比较研究。

与西方相比，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一起源阶段，有一明显不同。发轫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研究。中国学者们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紧密结合，以比较为手段，旨在唤起国人，挽救民族危机。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旨在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而中国则是紧紧与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有关，甚至是改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林纾的翻译小说，首先是社会意识驱使，恨国力之弱欲借鉴西方。梁启超是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洋与日本小说发生了兴趣。鲁迅则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撰著《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著。可见，早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是以比较为手段，通过比较，旨在唤起国民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看清中国社会的弊端与不足，从而拯救中国，而文学比较仅仅是一种途径的选择。”⁽¹¹⁾

(二)翻译与比较文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化经由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传递到译语文化中去，各种主客观因素也会影响在其中。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进行翻译活动时，译作不可避免地要烙上其所属译语文化的烙印。而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活动更倾向于翻译的社会功能，其时代赋予译者的文化重任更能体现在其译作之中。近代以来，正值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濒临危机之时，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逐渐进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译介西方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书籍，希望开启民智，达到救国求富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对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过程起了“催化”的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第一次论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重要性，他高度评价和推崇政治小说的社会价值，称其是“国民之魂，为功最高”⁽¹²⁾。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我国掀起了第一次译介外国文学的热潮。据统计，晚清刊行的小说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则占三分之二。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是第一个大规模将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最主要贡献是大量翻译欧美小说，介绍西洋文学，被认为是开创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平行研究)的学者。林纾本人并不懂西文，他的翻译主要靠他人口述。正由于此，他的译述缺点毛病很多。尽管如此，他翻译介绍西洋文学本身，却功不可没。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字技巧高超，译文的艺术性颇高，胡适评介他的译文(古文)达到了司马迁以来的最高成就。林纾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一生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70余种，字数达1000万字以上。他所译的小说大多写有序、跋和题记，据统计有70余篇。他在这些序、跋中对中西小说的主题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多侧面、多视角的比较。林纾通过中西文学的比较，揭示了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并与中国文学创作方法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

林纾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特别是还将狄更斯等人的文章与司马迁《史记》相比较，指出它们有超越司马迁之处，无疑大开了国人的眼界。林纾一生的成就与贡献，可以说主要不是小说与诗文创作而是翻译。在近代，他是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学者中较早而又数量最多的一个，同时也是借译介而作中西文学比较的先行者之一。这里，我们要指出:林纾所作的中西文学比较，是无影响联系的平行比较，这从时间上看，远较今日风行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所谓“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比较要早得多。

从方法论的纬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阐发研究等，它们在近代中国比较文学先驱们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局限于一些粗线条的简单比附，远未触及到文学内在的深层次的本质规律，但正是这一“比较意识”的产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求新、求变，才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肌体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也是新时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兴盛的先声。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属于发轫期的阶段，虽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正式诞生，但比较文学的专门著作(如鲁迅《摩罗诗力说》)已经问世，它标志了中国比较文学将开始进入新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揭开了新的一幕，比较文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风貌，这时才可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总之，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抽象而又复杂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前后，近代文学观念就显现出了它的萌芽状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是近代文学观念充分发展显示出其显著特征的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后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都是沿着龚自珍开创的风气进行更新变革的。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触摸到近代文学观念嬗变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