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学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文学的转变，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变迁。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并以诗学的范畴或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造，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论也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寻找理论依据，在这一巨变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色，在研究的思维方法上也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努力。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学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诗学理论体系，从而促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近代化。近代文学理论家在学习西方的大背景下，为了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十分注意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严复、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涉猎西方思想学说、文学理论的广泛性，从他们所译介的西方学说中可见一斑。在这些文论家中，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7—18世纪的笛卡儿、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再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歌德、叔本华、尼采、斯宾塞等等，凡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几乎都有译介，这便为近代文论家提供了大量理论和思想资料。正是在西方思想、学说的启示下，近代文论家才提出了许多为古代文论所未有的新概念、新理论。像梁启超的移情说，林纾的比较文学，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和文艺超功利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阐释，均是汲取西方理论的结果，或是直接借助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或是中西诗学理论的融合。

在这种动荡变革的时代，各个学派的诗学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近代诗学所要求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近代比较先进的诗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立人’的任务，力求为‘立人’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贡献。如果说他们之中相对保守的诗学家思考的还只是如何用诗歌建构新的人格精神以应对时艰的话，那么，相对激进的诗学家则已将思维的触角触及到了如何用诗歌重新建构民族人格精神以适应历史发展这一重大问题。”⁽³⁾近代诗人善于继承发展前人的诗歌成就，并能变化熔铸，自成体格。学习前人是中国诗人创作的优良传统。但近代诗人既善于从古代优秀诗歌中汲取营养，又注意吸取前代诗人学古的经验教训，他们学古而不泥古，得其真髓而去其枝叶，兼容并蓄，扬长避短。当然，近代诗学能繁盛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比如清末的文化环境较以前更自由宽松，清末通讯交通更为便利，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为诗人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场所，也使文学的传播更加迅捷，大大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兴趣。

近代产生了众多的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和流派，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理厚思沉，文质并茂。清代诗歌发展到近代，蔚为壮观。这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并已引起愈来愈多的学者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如科学的“进化论”的理论被引入到文学批评上，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现象，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尊唐”、“宗宋”等复古主义流派思想。梁启超、黄遵宪用“进化论”的观点提倡“诗界革命”，肯定我国宋元以来的俗语文学是进步文学。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不同于旧传统的新途径，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开始引起批评家的兴趣，特别是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大胆引进西方新的美学概念，并以此评价文艺现象。他的“悲剧论”、“境界说”、“进化观”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对丰富中国文学批评，极大地提高人们艺术鉴赏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借鉴和吸收的态度，以“西学”与清初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中国近代诗学既是社会急剧变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矛盾和融合所产生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