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朱熹理学的古文辞派

除了日本国学思想外，儒学中的古文辞派也举起了反对朱熹理学的大旗。伊藤仁斋(1627—1705)，古文辞派的创始人。早期的伊藤仁斋倾心于朱熹理学，后对朱熹理学产生怀疑，写成《儒学古义》、《孟子古义》、《中庸发挥》等著作，对朱熹理学进行批判。他认为朱熹的理学是借佛教道教思想对孔孟之道的解释，将孔子主张的道德实践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空泛之说。

伊藤仁斋主张不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验证和体验。他是以“道人情论”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对宋儒朱子学有违人情的论点持批判的态度。一是反对朱子学将人性分为“本然性”(天理)和“气质性”(人欲)，以及它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二是反对朱子学将善恶作为对立面的见解，主张复古孔孟之道，将“仁”解释为爱，辅以“礼义”，以“忠信”为根本，以此来调和善与恶、天理与人欲的矛盾。他提出文学的“道人情论”，以“真”为本，以此贯于人的性、情，心，并辩证地解释三者的关系，即将心分为体用两面，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而心统辖性与情。心真，性与情亦真。其子伊藤东涯整理他的这一学说时，也反对朱子学把善、恶作为对立面的见解，并对性、情、心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心、性、情三者，人必有之，本无善恶之称。(《辨疑录》)

其子伊藤东涯在解说他的学术思想时，反复说明情是人之真实心，“《礼记》礼运篇的七情，即喜怒爱恶欲等七者，不学而能，好善厌恶也是真实心的话，那么好色嗜食也是人心之真实”(《训幼字义》)。由此，他强调学问要重活道理，不要守信理，即不以道德为目标，而努力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积极定人性、人情、人心的真实性。他的弟子中江岷山进一步解释:“圣人之道人情而已。异老佛以人情为恶。圣人以人情为善，顺善而尊之。此乃圣人邪说之所以由分也。夫人伦之以立者，以人情也。人生不能无情，是以圣人顺人情以教之也。”(《理气辩论》)

伊藤仁斋的学生荻生徂徕(1666—1728)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学说，并有所发展。荻生徂徕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他除了有所侧重地传承古学的精神之外，还受到中国明代拟古派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影响，他明确提出了以古典作为写作规范，恢复和发扬以《万叶集》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中反映出的未受到外来思想毒害过的大和精神。荻生徂徕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属性，他主张“人情论”，认为文学的意义全在于“主情”，为此他对林罗山为首的朱子学派主张的劝惩文学思想进行了批驳。⁽²⁷⁾

在这一点上，荻生徂徕与伊藤仁斋相同，他采取人情论的立场，强调诗是艺术，是以艺术表现人情之微妙。所以他主张文学是叙述性情，涉及人的情趣，而不在理论上解释义理和涉足人伦之道。他在《徂徕先生问答》中说:“认为诗歌是为了劝善惩恶之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想达到劝善惩恶之用意，诗歌之外还有许多更合适的形式。”⁽²⁸⁾其次，他在表现论上更重古典主义，主张尽人情世相，以尊重表现的体与格，即重修辞。他认为语言因时代变迁，“近言”(即今天的语言)与“古言”即(昔日的语言)不同，所以不像宋儒那样用“近言”来解释“古言”，而是主张要通过古代的独特修辞法来表现。他说:“辞者言之文者也，言欲文，故曰尚辞，曰修辞，说文以定言。”(《与平子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