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墨守成规的“古今传授”

藤原为家(1198—1275)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为争夺歌道家的谪传地位，分裂成二条家、冷泉家及京极家等三派。其中以二条派影响最大，他们继承了藤原俊成与藤原定家创立的古典主义唯美歌学，只是和歌的风格由浓丽妖艳转向平淡沉郁。由于他们将歌道作为家传秘学，轻易不外传，到了十六七世纪时，二条家与京极家都相继失传，只有冷泉家的歌学勉强保存了一丝命脉，但已陷入了僵化保守，毫无生命力。

早期的京极派歌风显得“奇矫且牵强”，这种个性的张扬与藤原为兼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有很大关系，我们从歌集《为兼卿和歌抄》的作品风格上可见一斑。书中反映出藤原为兼的诗学主张，他引用了《诗大序》、《文镜秘府论》以及明惠的《遣心和歌集序》等的观点，他认为在《万叶集》时代，当诗人“应物斯感”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时，为了表达自己的情志，不会因为别人已作过同样的题材或诗语而有所顾忌。在“心”与“词”的关系上，他主张为了表现“心”(情志)而应该摆脱对词(词章句法)的使用限制，即所谓的“制禁之词”或“制词”。相反，二条歌派则顽固地墨守“制词说”，对京极派为兼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藤原为兼的不矫饰词藻、直抒胸臆的观点是错误的，讽刺藤原为兼的和歌近俗近俚，使和歌创作变得混乱不堪，甚至使歌道失落。

1315年，藤原为兼遭到流放，伏见天皇去世，京极派开始处于逆境，而二条歌派开始兴起。进入南北朝时期，冷泉歌派加入了二条歌派与京极歌派的派别论争，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假托三大歌派的伪书，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愚见抄》、《愚秘抄》、《三五记》、《桐火桶》等著作，均出自所谓非正统歌道家之手。此外，歌学与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教结合，产生了神道歌派，它游离于歌坛之外，但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333年，镰仓幕府时代终结。后醍醐天皇重新掌握了大权，1334年改年号为建武，实行新政，史称“建武中兴”。但只过了两年，便被武士足利尊氏推翻，后醍醐天皇逃到吉野，建立了南朝;而足利尊氏则推举光明天皇建立了北朝，于是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开始了。1467年(即应仁元年)爆发了“应仁之乱”⁽¹⁸⁾，持续了11年之久，这场由诸侯割据而引起的内乱，不久便使日本陷入了长达百余年的“战国时代”。战乱给京都的文人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躲避战乱，一些贵族僧侣们离开都城，在偏远的地方传播和歌，这反而使得和歌创作的阶层扩大了。此举也使得和歌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其中宗祗等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宗祗敏锐地看出平易温雅的二条派歌风与时代的审美脉搏合拍，他便积极推广传授藤原定家编集的《百人一首》，宣讲古典文学知识。由于《百人一首》中收录的和歌多出自于《古今和歌集》，于是就有了“古今传授”的说法，意思是说传授以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歌学知识及创作方法。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很长时期，歌学歌道的传授非常讲究宗派的延续，一般只传给自己的子女或选择得意的弟子，对旁人则是秘而不宣。所谓歌道传授，指关于和歌的相关知识、创作方法、古典的解释等等内容。最早可追溯到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后期兴盛起来，特别是《古今和歌集》被当成和歌创作的最高典范以来，有关《古今和歌集》的诗句解释、词语的读音，出现了许多流派，或从佛教、或从神道的观点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出现了将歌道形式及内容神秘化的流弊。

在众多的“古今传授”者中，最著名的歌道家之一就是细川幽斋(1534—1610年)。幽斋虽对冷泉系统的歌学表现出兴趣，但总体来看还是墨守二条家的歌学道统。在和歌创作上，他主张立意构思应避免张扬、突兀，不能标新立异;语言要简练，内容应通俗易懂，要优先考虑作品的风格，应避免将自身的影子过多地投射到作品中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在作品中过多地表现自我。幽斋推崇的诗集有《续后选集》，理想的歌人为藤原家隆。在具体的和歌创作上，幽斋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但缺少独创性，墨守中世以来所形成的咏歌的清规戒律。本居宣长在《国歌八论》中批评道，他的诗歌未能摆脱安分守己等封建伦理的樊篱束缚，没有真正悟得歌道，不具有“正风”。虽然如此，幽斋也不是一味地保守，尤其是在对门徒的指导上，就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而且也没有死抱住“古今传授”不放，具有一定相对灵活的观点。细川幽斋的文学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是他使得注重优美平易诗风的二条派歌学保存了血脉，直到江户时代的中期，二条歌派的歌学仍具有绝对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