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哀”思想与《源氏物语》

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有“真”的思想，纪贯之在《古今集》的《假名序》中，首先提出了“真”的概念，主张内容要真实，而华丽的词藻则是次要的。主真贵诚的文学意识得到了自觉的应用。除诗歌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众多的“日记文学”和物语文学。其中女作家清少纳言(966—1028)将崇真尚实的文学意识贯穿于自己的作品中，她在《枕草子》里阐述自己创作目的时说:“此随笔只是居家闲住聊以自慰，便所见、所思之事记录下来。”这种写实主义的风格明显不同以往旧的叙事文学。

而紫式部(970—1019)则更具有代表性，紫式部批评当时的许多物语(小说)的内容缺少“真实性”，以及过分追求辞藻雕饰等流弊。她主张文学创作应当以真为美，但是并非生活的照本摹写，而是在文学的虚构的同时应考虑到真实性，即对生活的典型化、艺术化。可以说紫式部在创作中较好地处理了真实与虚构的辩证关系。据日本学者岛津久基考证，小说《源氏物语》真实地再现了宫廷生活，源氏被流放须磨，实际上就是以道隆之长子伊周的左迁作为素材的。⁽¹⁷⁾

此外，紫式部还认为小说应有“知世相”的社会功能性，即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若(将物语)一概指斥为空言，则亦不符合事实。”它应“记录着世间重要事情”。尽管作者称自己为“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但客观上小说中描写了源氏的荣辱兴衰及宫廷内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这也可以说是“天下大事”，只是她多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当然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相比，紫式部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还缺少自觉的讽刺精神，其文学观中渗透着严重的沙门宿命思想。日本学者重松信弘认为，紫式部将佛教思想融入到创作中，深化了“哀”的美学思想内涵，主人公源氏恐惧于自己的罪孽，感悟人世的宿命与无常，以及他挥之不去的遁入空门的想法，使得原本就带有“哀怨、伤感”等内容的“哀”的文学范畴具备了哲理的深度，为“物哀”美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