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和歌三序”

平安时代中期，日本人的汉诗文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无论是宫廷酒宴中君臣们的吟诗酬唱，还是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内容，在公开的文学场合都以作汉诗为荣。而平安时代后期，由于大唐国势的日渐衰落，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开始注重民族文化的发展。日本文化进入了一个“反刍”和消化吸收的时期。正是这种契机，使日本审美文化在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总有反思和创新的机会，于是它又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和歌的理论建设与创作活动重新受到重视，而以几代天皇为代表的统治者们对和歌的特别喜爱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和歌三序”是指《新撰万叶集·序》、《古今和歌集·序》以及《新撰和歌集·序》。

《新撰万叶集·序》出自菅原道真(844—903)之手，他提倡诗文的政教功用性，试图将汉诗文的诗教思想应用到和歌的创作中，他主张立足于本民族的审美理念，活用汉诗的学问，做到“和魂汉才”，他的和歌集《菅原文草》便是对汉诗日本化的一种尝试。菅原道真将《万叶集》之前的诗歌称为“古歌”，而将其后创作的诗歌称为“今歌”，并概括各自的特点为:“古歌实而今歌花”，意思是说《万叶集》早期的诗歌多为歌谣，风格质朴而雄浑;而今人所作和歌多雕章琢句，纤细绮丽，如大伴家持的和歌纤细哀婉，就像日本文学史家西乡信纲所说的那样，纤弱得像颤抖的神经一般。为此，他在《新撰万叶集》的序中道:“以今比古，新作花也”，提出了“花实对称”的命题。所谓“花实”，是“心词”的另一种说法，简单地说就是指思想内容与形式体裁的关系。

《古今和歌集·序》有“假名序”与“真名序”(汉文序)两种，两者虽然大体相同，但还是有微妙差别，如汉文序中诗教的色彩要更浓一些，这反映出中日古代文学思想的不同，日本古代文学尤其是和歌创作具有明显的“非政治性”。由于汉文序基本上是摹仿《诗大序》，所以不为日本人所重视。纪贯之(866?—945年?)写的《假名序》被认为是日本诗学真正的鼻祖。《假名序”》主要论述了和歌的本质与功用、和歌的起源以及文体等内容，此外对诗歌作品及人品进行了品评，可以看成文艺批评式的风格论形成。

古代中国文学鉴赏和批评以形象的诗性的话语来描述欣赏者或批评者个人主观的审美感兴;以类比象征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悟，通过以往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情感模型比附、对照和品评具体的文本。古代中国诗歌理论和批评的诗性方法深深影响了日本和歌理论及和歌批评，成为日本诗学及批评的重要传统。例如，《古今和歌集》的真名序与假名序在评论歌人的诗歌时表述基本一致:

花山僧正，尤得歌体;然其词甚花而少实，如图画好女，徒动人情。在原中将之歌，其情有余，其词不足，如萎花虽少彩色，而有熏香。文琳巧咏物，然其体近俗也，如贾人之著鲜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词华丽而首尾停滞，如望秋月遇晓云。小野小町之歌，古猿凡大夫之次也，颇有逸兴，而体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

《假名序》仍可见诗教的影响，但比起《真名序》来要淡薄得多，而且纪贯之以和歌与汉诗抗衡的意图非常明显。《假名序》写道:“夫和歌者，以人心为种，生出词林。人生在世，烦忧于事事，心之所想，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咏形于言。……未用力而可动天地鬼神，感动眼所不能见之魂灵，使男女之间和睦，感化武士勇猛之心为柔肠”。这种和歌的发生论强调和歌是歌人感于外物而咏言于形的精神产物，以“心”(情感)为主，将心与所见所闻联系起来，将心的真实作为歌论的重要命题，并非特别强调和歌的道德教化作用，有意识地淡化儒教的功用思想。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代诗学体系的建立，他们意识到建立符合本民族审美情趣的诗学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摆脱对汉诗学的简单摹仿。在《假名序》中已经形成了诸如“幽玄”、“物哀”等审美范畴的理论雏形，所以说它是日本古代诗学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