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中国诗学的影响

在奈良朝时代(710—794)的宫廷里，天皇与群臣常作汉诗，以为风雅之举。汉诗成了各种公开场合文学活动的主角，而和歌却变成了私下里消遣自娱之物，汉诗与和歌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晴”与“亵”，即“圣”与“俗”。这种重视汉诗文创作一边倒的现象，从平安时代诗人大江为时在《日观集》中所发的感慨可窥一斑:“夫贵远贱近，是俗人之常情，开聪掩明，非贤哲之雅操，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

公元751年，日本人创作的汉诗集《怀风藻》序中说:“余撰此文之意，乃为不忘先哲之遗风，故以怀风名之”。诗序中提到了诗与儒教的关系是“调风化俗”、“润德光身”。还说诗集编撰的目的在于“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当时已传入日本的唐僧道人宣著的《广弘明集》的《道士坛谛诔序》中，有“寄筌输以怀风，援弱毫而舒情”，以及《鹿苑赋》中有“慕德怀风，杖策来践”等诗句，可谓两者同义。而“藻”之义，根据《文选》卷十七中收录的《文赋》李善注中说，“孔安国尚书传曰，藻为水草之文者，故以喻文”。但六朝至中唐之前未见有以“……藻”命名的诗集，有日本学者认为是效仿了石上乙麻吕编的散逸诗集《衔悲藻》。以后又先后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撰汉诗集，足见当时汉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之深。

这一时期日本人对汉诗学的接受集中体现于空海的《文境秘府论》中。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死后被尊为弘法大师。公元804年，空海随遣唐使来唐，当时唐以诗赋取士，规定用齐梁体，因此应试者对声病体格莫不悉心演练。后来声病说成了诗文格律的沉重枷锁，阻碍了诗歌表现形式的自由发展。空海认为:“或曰笔论笔经，譬如诗家之格律，诗有调声避病之制，书亦有除病会理之道。诗人不避声病，谁论诗什?书者不明病理，何预书评?”(《文镜秘府论》)

空海的诗学思想则表现在“论文意”、“论体”上。他注重诗文的政教功用，以“乐”为中心来阐明诗歌的情感表现。其次，他提出了“心”与“词”的关系问题，即诗歌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作者吸取了诗教的言志说，另一方面，他也注重诗歌的言情作用，将情、志、心、气结合起来，发展了古代日本的诗歌理论。此外，遍照金刚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格律进行了阐释:“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⁵⁾

在中国古代诗学和佛教思想的催化下，古代日本固有的“言灵”信仰及“真”的文学思想开始由朦胧的文学意识上升为理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8世纪初的《万叶和歌集》中看到零散的诗学理论和批评意识。《万叶集》受《昭明文选》的影响，以“相闻”、“挽歌”、“杂歌”三大类总括全书。

编者之一的大伴家持(718—785?)从体裁、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将歌集进行了分类，这种方法明显受到了我国诗歌中的“赋、比、兴”的启发。另外在一些和歌的旁注中也能看到带有评论性质的内容，如柿本人麻吕歌集的“反歌”的旁注说:“此反歌谓之于君不相者，于理不合也。宜言于妹，不相(宜)也。不可言之因妹者，应谓之像君也，何则反歌云，公之随意焉”。大意是说这一类的“反歌”(一种歌谣)只适于写男女之情，无助于辅君教化。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意识是建立在一定文学意识的自觉之上的。《万叶和歌集》中有许多作者不详的作品，说明《万叶和歌集》时代由集体创作的歌谣开始向诗人自觉创作阶段转化，它标志着日本诗学由朦胧的文学意识开始走向理论的觉醒。⁽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