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阿拉伯伊斯兰文论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果说中国和印度的文论体系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创造的，甚至是以一个民族为主创造的，那么，阿拉伯伊斯兰文论则是若干国家和若干民族的共同创造，是若干国家和若干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阿拉伯则是中古时期新兴的国家，不具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一个完整的文化和文论体系，但地理位置和种族关系却为它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条件。从地理位置来说，阿拉伯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处，位于世界最古老的两大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之间，北方与另一个文明发源地——希伯来接壤，东方和南方则通过海路与另两个文明发源地——印度和波斯联系起来。自古以来，这个半岛就处在东西方交往的要道上，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从种族关系来说，阿拉伯半岛是远古闪人(闪米特人)部落的故乡，闪人则是巴比伦人、亚述人、阿拉米人、迦南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而另一支闪人又移居埃及，与当地的原有居民混合，创造了古埃及文化。由此可见，阿拉伯人与周围这些民族都有亲缘关系，阿拉伯文化与古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有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便很容易使阿拉伯文化成为当时业已中断或转移的古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继承者。

阿拉伯人是善于学习的。伊斯兰教的经典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为求学是穆斯林的天命，阿拉伯人甚至认为求学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等于殉教。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上升时期，上层统治者也积极引导阿拉伯人向外国人和外族人学习。阿拉伯人广泛地吸收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文学和文论，而他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主要是通过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进行的。

艾哈迈德·爱敏用三个阶段来勾勒这场空前的文化译介活动的全貌。第一阶段(初期):起自曼苏尔哈里发，止于拉希德时代，即从伊斯兰教历136年至193年。这期间翻译的著作有:波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第二阶段(中期或称鼎盛期):起自麦蒙时代，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这一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底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侯奈因·本·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此外，最著名的翻译家还有约翰·伯特里格(哈里发麦蒙的释奴)，他的哲学造诣很深，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第三阶段(尾声):伊历300年至400年(约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叶)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著名的翻译家有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

“百年翻译运动”首先翻译的是波斯的典籍，吸收的是波斯的文化。这是因为由于波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波斯学者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当他们掌握了阿拉伯语之后，便很快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就，成为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同时，在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人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首相和大臣几乎都是波斯人担任;而且在巴格达，波斯文化本来就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曾经长期统治巴格达)。在语言方面，阿拉伯人由游牧生活转入文明生活后，发现自己原有的词汇远远不够使用，于是一面扩大阿拉伯语词汇的意义，一面吸收外来词汇，而波斯语词汇则成了一个重要来源，诸如生活设施、化妆用品、食品、服装、办公用具、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词汇“水壶”、“盘子”、“绸缎”、“珊瑚”、“糖果”、“糕点”、“蔷薇”、“水仙”、“外衣”、“裤子”、“宰相”、“机关”等等大部分来源于波斯语。在文学方面，不少波斯籍学者致力于将波斯文学作品以及译自梵文的印度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个故事》，前者对阿拉伯文学以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者则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的人，则在阅读波斯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思想得到充实，智慧得到启发，用阿拉伯文写出了新的文学作品，提高了阿拉伯文学的水平。正如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长达八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一书中所说:“在阿巴斯时代，这些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及接受了波斯文化的阿拉伯人，让整个世界充满了学术、格言、诗歌和散文，他们的作品中的波斯成分是很明显的。幸好当时阿拉伯语压倒了波斯语，以波斯思想为主产生的文学成果是用阿拉伯文，而不是波斯文写的。”⁽⁶⁾

在介绍和翻译波斯文化的学者中，伊本·穆格法(724—759)最为出色。他原籍波斯，本来信奉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改信伊斯兰教。他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几乎把波斯文最重要的典籍都译成了阿拉伯文。有人在评论他时说过，在非阿拉伯人中，再没有比伊本·穆格法更聪明、更博学的了。他的主要译著和论著有《小文学》、《大文学》、《近臣书》和上面提到过的《卡里来和笛木乃》等。

其次是翻译印度典籍，广泛吸收印度文化。阿拉伯人早就知道印度，早就与印度人有商业贸易往来。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攻占了印度的西北部地区，印度各种文化也就随之传入阿拉伯。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可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政治统治、军事战争、商业往来、杂居通婚所造成的影响;后者是指经过波斯人的中介，印度各种典籍被译成了阿拉伯文，阿拉伯人接受了印度的多种文化成果。例如:在宗教学领域，由于婆罗门教和佛教典籍的关系，轮回解脱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对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数学领域，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零的符号和十进位法，然后加以改进，又传到了西方。据说印度用“·”作为零的符号，阿拉伯人也用圆点作为零的符号，传到西方后才改用圆圈“0”作为零的符号。在天文学领域，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法扎里根据印度学者于公元628年写成的一部理论著作，制定了著名的《天文历表》，根据这部历表制定的历法，在阿拉伯使用了很长时间。在文学领域，不少印度语言的词汇融入阿拉伯语中，有些修辞学的理论是印度人教给阿拉伯人的，最初产生于印度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个故事》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受到阿拉伯人的热烈欢迎，并对阿拉伯的寓言故事和散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印度短小精悍的格言也深为阿拉伯人所喜爱。

第三是翻译希腊典籍，吸收希腊的文化。阿拉伯人之所以对希腊典籍和希腊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不仅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与希腊隔海相望，而且，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境内的许多地方(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等地)都曾被古代希腊马其顿帝国占领过，受到过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到阿巴斯王朝时期，又有众多学者专门从事希腊典籍的翻译和校勘工作，几乎将古代希腊的全部重要典籍都译成了阿拉伯文(有的是从波斯文转译的，有的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如哲学方面，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含《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柏拉图的早期作品《申辩篇》、《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中期作品《斐多篇》、《费德罗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晚期作品《费雷波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法篇》等。文学方面，则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众多希腊典籍翻译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侯奈因·本·易司哈格(809—877)。通过易司哈格等人的努力，阿拉伯人广泛地吸收了希腊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并以此为借鉴进行创新，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和新发明;但是相比之下，阿拉伯人却很少吸收希腊人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这可能是因为哲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更多的世界性，而文学则具有更多的民族性，阿拉伯人能够接受希腊人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却不大欣赏希腊人的文学，在文学领域，阿拉伯人似乎更欣赏波斯和印度的作品。

第四是犹太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境内，有大量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杂居在一起，彼此交往，互相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犹太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些宗教学家，将犹太教文化融入到伊斯兰教文化里。伊斯兰教接受犹太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在伊斯兰教典《古兰经》里，有许多与犹太教《圣经》(即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内容相似的部分，特别是有关先知的故事，但二者讲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圣经》讲述得比较具体，而《古兰经》却只是点到而已，一般不叙述细节和故事经过。犹太人将上帝形象化，甚至相信人死后还可以复活，这些观点为伊斯兰教的某些教派所接受。有的伊斯兰教学者认为，在教义学中存在的许多分歧，其根源就在犹太人身上。

除了犹太教以外，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基督教文化主要体现在《新约》以及有关《新约》的注释书籍和故事传说里，《古兰经》有些章节容纳了《新约》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些通过阿拉伯人中的基督教徒传入穆斯林世界，有些通过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传入穆斯林世界。但是因为《古兰经》的写法较为简明概括，于是有些注释者便依据《新约》进行详细解释。因此，在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中，都能看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子，基督教的许多观点已经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学之中，如有些阿拉伯诗人原来是基督教徒，他们创作的作品自然会有基督教的蛛丝马迹。如伍麦耶王朝时期的诗人艾赫泰勒(640—710年)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既信奉伊斯兰教，又不免残存着基督教的影子，他在诗里既颂扬真主安拉，又经常出现“穆萨(摩西)”、“十字架”之类的形象。

正是由于“百年翻译运动”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才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东方和西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阿拉伯波斯诗学也打上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烙印。这一点如今已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家和文学史家的共识。黎巴嫩著名文学史家汉纳·法胡里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具体的剖析，他指出:

不同的外来文化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传播，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希腊智慧偏重哲理分析，偏重精神多于物质，偏重精神和科学性，这是使阿拉伯人撰书立说和献身科学的巨大推动因素。印度智慧偏重思考，印度思想中诗情的成分多于科学性，富于想象和表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情。印度人的苦行和清修倾向很强烈，并对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对阿拉伯人的睿智、苦行和故事艺术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素。波斯智慧几乎是一个包含所有古代文化的容器，它由波斯、希腊、印度诸成分构成。印度文化对波斯文化的影响大于希腊，但波斯文化中物质的成分占上风，它对语言和创作中的浮靡艳丽，夸张铺陈，以及对音乐领域和各类乐器的扩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素。波斯人对阿巴斯文化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人，这种文化上的超越不过是政治上超越的结果。⁽⁷⁾

“百年翻译运动”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接受文化的积极态度，也正是由于“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才很快得到了充实，迅速地提高了自身的水准，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达到了繁荣和昌盛的阶段，甚至足以与其他三个历史悠久得多的文化体系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