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拉伯古代文论的历史分期

阿拉伯伊斯兰文论的产生、形成、传播、崛起与繁荣具有极浓的政治、宗教背景，其过程与伊斯兰教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步的。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穆罕默德以教立国、以国兴教，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也继承了穆罕默德的宗教特色，沿着《古兰经》所启示的道路，开创了中世纪阿拉伯波斯文论的黄金时代。

在中世纪中，阿拉伯伊斯兰文论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⁴⁾

1．穆罕默德时期

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的圣典是《古兰经》，这是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以真主安拉启示的名义所作的讲演和颁布的经文，由信徒们整理成书，它对整个阿拉伯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古兰经》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随着伊斯兰教的确立和发展也日益增强。《古兰经》中涉及对诗人的批评，亦可看成文学批评的一个方面。如《古兰经·众诗人章》中写到:“诗人们被迷误者所跟随”，“他们只尚空谈，不重实践”等等，这种对“诗人”和“文学”的看法，在中国和西方都不乏同调。墨子“非乐”的主张和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偏激观点与《古兰经·众诗人章》的说法如出一辙。中、西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哲人都将“文学”视之为“无用”之物，“文学终结论”是中西方文论界至今尚在争议的热点话题。

此时(公元6世纪左右)也是阿拉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萌芽期，传说中就有盖斯夫人对诗人盖斯和阿勒格曼二人诗作的评判等一些被称为“诗人的知音”的内容。

阿拉伯文学批评的开创者是著名“悬诗”诗人之一的纳比厄(535—604)。纳比厄曾对登门拜访的文学爱好和研究者进行指点，并对文学作品发表评说。纳比厄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内容和文本形式都提出了要求，主张既注意内容分析，又注意遣词造句。

2．伍麦耶王朝时期

公元661年伍麦耶王朝建立，此时的阿拉伯已征服了伊朗和埃及。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泱泱大国巍然屹立。其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当时只有中国强大的唐朝可以与之比肩，这一时期，文学也渐有起色，产生了三大诗人:艾赫泰勒(640—708)、法拉兹达格(641—733)和哲利尔(653—733)，但文论研究似乎没有大家出现。

3．阿巴斯王朝时期

750年，阿巴斯推翻了伍麦耶王朝，建立了阿巴斯王朝，开创了阿拉伯帝国繁荣强盛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繁荣昌盛，出现了众多有成就的大诗人，如:努瓦斯(726—814)、穆台纳比(915—965)、麦阿里(973—1057)等。学术泰斗贾希兹(775—868)，既是著名的散文家，也是一位大学者，他著有《动物集》(一译《动物书》)，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散文作品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文学成就是阿拉伯的故事集，如脍炙人口的《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和《吝人传》(贾希兹编著)等，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就开始流传，盛行于中期，最后定本为16世纪，是今天仍引人入胜、令人瞩目的世界文学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则是伊本·穆格法从巴列维文转译的印度《五卷书》的阿拉伯文译本，它既是翻译，又是创作。

与阿巴斯王朝繁荣发达的文学创作实绩相映生辉、相得益彰的是，这一时期还是阿拉伯文学批评的鼎盛时期。贾希兹在哲学、宗教、政治、社会、语言、文学诸方面都有相当的建树，是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大学者，而奠定他在阿拉伯文学批评史上地位的著作则是《修辞与阐释》。

《修辞与阐释》是一部集同代人研究成果之大成的文学批评论著，在阿拉伯文论史上的地位可以与中国的《文心雕龙》相媲美。在这部文学批评论著中，贾希兹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1)“词”与“义”的关系。在吸收同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贾希兹提出了类似中国的“言意之辨”的观点——“词”与“义”的关系问题。他主张通过明确的指示、正确的引导和恰当的概括，充分显示隐蔽在词后面的意义。

(2)文学创作中的技巧。认识到“技”的重要性的贾希兹认为，“技”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是文学永恒的秘密所在，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这一观点在世界文论发展史中不乏同调者，如古希腊智者派的“技术”(technique)这一概念，与贾希兹所提倡的“技”，就有某种近似之处，他们都认为艺术的特征与技巧相关。

(3)文学接受主体。贾希兹十分重视文学接受者，强调运用语言要考虑到对象及其接受能力，主张表情达意要视事而定，作者应该考虑到读者的身份层次，应使对话的每一方都可以在交流中得到应有的“份额”，认为“听众有层次，言论有等级”。

(4)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贾希兹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提出词要达意，言为心声。

另外，贾希兹还提出了文章既要重视古代楷模，也要看到今人建树;写作应言简意赅，反对矫揉造作、画蛇添足等一系列有益的文论观点。

如果说贾希兹可称为“阿拉伯的刘勰”的话，那么伊本·萨拉姆(767—846)和伊本·穆阿泰兹(861—906)则可以称为“阿拉伯的钟嵘”。钟嵘的《诗品》将120余名五言诗代表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溯源流、论风格、定品第。与此相仿，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将蒙昧时期(公元622以前约两个世纪)和伊斯兰时期(包括伊斯兰初创期和伍麦耶时期)的作家各分成十个等级，并且另列出“悼亡诗人”、“乡村诗人”等门类作为补充，实际共入选194位诗人。作者在书中引述各位诗人作品，品评优劣，互相比较，并考订鉴别古代诗歌，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文学见解。内容翔实丰富，独具品格。既是难得的文学理论著述，也是珍贵的文学史料。

伊本·穆阿泰兹的《诗人的品级》也是显优劣、定品第的著作，但与《名诗人的品级》比较而言，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论及的是古代诗人，后者品评的是当代诗人。《诗人的品级》一书涉及当时诗人120余名，不过也有意无意地诟病了一些著名的诗人，甚至连当时大名鼎鼎的伊本·鲁米也榜上无名。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批评家是具有波斯—塔吉克血统的伊本·古泰白。在阿拉伯文学批评家中，他是被认为用科学方法为阿拉伯文学批评奠定基础的第一人，他以自己伟大的著述开创了阿拉伯文学批评诸类型中科学批评的基础。他主张既要维护古代文学传统，又不可泥古不化，颇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之意;他还主张文学批评的公正、客观，从他作品的结构安排及文学批评的实绩来看，他也确实做到了客观公正。伊本·古泰白最重要的诗学著作是《诗与诗人们》，这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述。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诗的旨趣、种类，诗的规则、辞藻以及诗的批评;第二部分主要为诗人的传记，排列不依时间顺序，而是将风格相近的排在一起。

古达曼(约888—958)的《诗的批评》是一部哲理型的文学批评论著。它的内容大致是:(1)研究了诗的定义，认为诗是“合辙押韵表示某种意义的语言”;(2)讨论了诗的四种成分和诗的三大类;(3)确立了衡量诗作优劣的标准。与欧洲布瓦洛相似，作者力图为诗歌“立法”。古达曼在具体论述时十分注意逻辑顺序，因而他的著作显得层次分明、有条有理，遂成为把基本逻辑运用到阿拉伯诗歌研究中的第一次带有科学性的努力。

伊本·塔巴塔巴(?—934)的《诗之标准》是一部力图为诗歌立法的论著。作者认为，没有衡量诗歌的正确标准和尺度，就不可能正确判断诗的高下优劣;诗的定义不仅是“被编排的语言”，而且还包括诗中反映出的天赋才能和文学趣味。他还提出诗整体上要统一，各部分要和谐;诗的美感不仅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灵魂的和精神的等——观点，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非常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批评家已经在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埃米迪(?—987)的《艾布·台玛木与布赫图里之比较》和阿里·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吉尔加尼(?—1001)的《在穆台纳比及其对手之间调停》这两本专著。埃米迪的著作是对两位代表了两种不同艺术倾向的大诗人布赫图里和艾布·台玛木的比较性评论。布赫图里坚持阿拉伯古诗传统，台玛木则力主创新，埃米迪在比较论述中，重点不在于评判两位大诗人的此长彼短，而是在比较中寻求文学的基本规律。吉尔加尼的著作，不是两位诗人的比较，而是比较论述当时的批评家们与同代大诗人台穆纳比之间的文学论争。吉尔加尼不但强调作家与批评家的天赋、智力等先天和客观因素，也强调后天的陶冶和训练，这包括“自然”(天赋)、“传承”(学习、传授)、“聪慧”和“训练”四个方面。这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才”、“气”、“学”、“习”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