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古印度诗学的文化背景

中古时期印度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各种文化思想在相互的交流碰撞中互相促进，形成了共同发展的格局。各种不同的流派思想体系化、系统化的特点也十分突出。

这个时期影响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元1世纪以后贵霜王朝(Ku sāna)和安达罗王朝(Andhna)的对峙以及公元3—4世纪笈多王朝的统一，这个时期印度的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文化生活也极活跃。印度北部的贵霜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安达罗王朝支持婆罗门教，为婆罗门教地位的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的笈多王朝虽然崇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其他宗教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正统派(āstika)和非正统派(nāstika)在这个时期都有了长足发展。正统派中就形成了正理派、胜论、数论、瑜伽、弥曼差、吠檀多等六大派别，非正统派中也有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生活派等派别。这些不同派别内部各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思想分歧，论争不断，推动了思想的严密化、体系化。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公元12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阿富汗廓尔王朝)大举入侵，这对于原有的印度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13世纪时直接导致了佛教在印度的消失。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思想虽然保留下来，但正统派别与印度教融合，神学色彩越来越浓。伊斯兰教的思想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当然，阿拉伯人进入印度以后也带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融合，对于印度文化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

各种思想的繁荣发展对于中古印度诗学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的发展不仅为诗学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和方法上的准备，而且不少思想家还亲自研究文学艺术问题，写出了诗学著作。比如11—12世纪耆那教学者雪月(Hemacandra)就著有《诗教》，另一位12世纪耆那教学者伐格薄吒(Vāgbhaata)也著有《伐格薄吒庄严论》。正理哲学家扎格迪舍、弥曼差哲学家迦摩拉迦罗、毗湿奴教作家伯罗提婆等则为11世纪的曼摩吒(Mammata)的《诗光》作过注。这种现象说明诗学已成为各派思想家的研究领域。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形态已经发展起来了。

诗学观念的形成是文学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文学艺术的自觉，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印度中古时期，文学的发展为诗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

戏剧方面，《舞论》产生的年代也正是印度戏剧成熟的时代。黄宝生先生指出:“《舞论》大体上可以说是在公元前后1～2世纪，至晚在公元3—4世纪。即使《舞论》的成书年代不能确定，至少现存马鸣的三部戏剧残卷表明，古典梵语戏剧是在一二世纪已经达到成熟阶段。”⁽²⁾所谓达到成熟阶段，当然首先是指作品本身已经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征。马鸣(As vaghosa)是佛教诗人，现在史料已可证明他写过《舍利弗》、《护国》等三部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有丑角，有上场、下场等舞台提示，剧中角色在语言上有明确区别，妇女和丑角说俗语，地位高的角色说梵语。戏剧语言韵散相杂。三个戏剧作品讲三个不同的故事也证明了马鸣的戏剧是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宗教仪式上的程序化活动。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其成熟当然不仅仅只靠马鸣一人，马鸣同时代稍晚的还有其他戏剧家。其中著名的有跋娑(Bhāsa)和首陀罗迦(Sādraka)。跋娑约生活在公元2—3世纪，现存的作品有13部之多，称为“跋娑约十三剧”，这些作品取材广泛，包括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故事和民间传说。《惊梦记》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优填王与王后仙赐在国家危难之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紧凑，矛盾冲突紧张、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心理描写细腻真实，场景生动有致，语言简洁明快，诗歌采用广为传颂的输洛迦体，很适合舞台演出。一般认为跋娑的作品奠定了古典梵语戏剧的基础，成为后世的楷模。生活在公元4—5世纪的迦梨陀娑(Kālidāsa)称跋娑是负有盛名的戏剧前辈，而生活在3世纪的首陀罗迦的名剧《小泥车》更是在跋娑的《善施》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小泥车》共有十幕，前四幕与《善施》大致相同。描写的是乐善好施的婆罗门商人善施与渴望从良的妓女春军的爱情。作品歌颂了他们的正当爱情，同时也批判了社会的黑暗，达官显贵的卑鄙无耻与可笑，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立场。作者大量运用喜剧手法，营造了紧张有趣的戏剧效果，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对话机智诙谐，大量使用俗语。人们一般认为《小泥车》的戏剧手法比《善施》更成熟，与《舞论》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在那个时代的戏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如果不能说《舞论》与这些作品有直接联系，至少可以说这些戏剧作品所积累的经验是《舞论》的现实基础。

自公元4—5世纪开始，梵语戏剧出现了宫廷化特点，这也是印度戏剧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此之前以马鸣、跋娑、首陀罗迦为代表的是大众戏剧，深受一般大众的喜爱，题材广泛多样，精神立场与民间观念一致，但是到了以迦梨陀娑和戒日王等为代表的宫廷戏剧时期，戏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戏剧本身明显地贵族化、高雅化了。但宫廷戏剧仍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创作出了成功的作品，代表性作品就是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作品讲述的是民间少女沙恭达罗与外出打猎的国王豆扇陀相恋，遭仙人诅咒后因遗失了信物而不被国王相认，遭遇各种坎坷后国王终于找到了信物，两人终于团聚的故事。作为一部宫廷戏剧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除了情节的紧张曲折，矛盾冲突紧凑集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等优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的清丽优美，诗歌语言与戏剧达到了高度统一，以至于印度流行的梵语诗歌中有这样的赞美:“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迦梨陀娑的戏剧也被认为代表了古典梵语戏剧的最高成就。⁽³⁾

印度戏剧在中古时期成熟以后不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戏剧至《沙恭达罗》时代达到了鼎盛，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走向衰落，作家们虽不断写出作品，但已无法超越前人，概念化、模式化的问题十分突出。

印度戏剧一直都与史诗和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取材于其他历史材料。同时，戏剧与宗教和哲学思想也直接相关，从马鸣开始戏剧就成为宗教宣传的重要手段。11世纪的克里希那弥湿那(Kṛṣṇamirṥa)的《觉月升起》竟然直接以哲学概念为人物，以宫廷斗争为剧情，宣传毗湿奴教不二论观点。“原人”和妻子“幻觉”生下“心”，“心”的两个妻子是“有为”和“无为”，又分别生下了“痴迷”和“明辨”两个儿子。⁽⁴⁾这样的戏剧虽然可以表现出印度戏剧与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但对于戏剧艺术的发展并无益处。

在文学方面，尽管现在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公元7世纪婆摩诃(Bhāmaha)的《诗庄严论》。但独立的文学作品却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成形。在婆摩诃那里“诗”(kāvya)也并不仅指诗歌，而是指广义的文学，包括叙事诗、戏剧、传说故事和短诗，这也是印度中古诗学中“诗”这个概念的含义。因此，诗学其实是文学理论，由于戏剧已有《舞论》那样的戏剧学著作作专门研究，后来兴起的诗学主要以诗歌、散文、小说等语言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印度诗学其实有两个含义，广义的诗学可以包括戏剧学和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仅指文学理论，尤其是以诗歌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当然是在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是文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不同类型的作品聚集了各种手法和技巧、主题和情节以及审美风格，都为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对文学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是语法学，古代印度语言状况很复杂，既有占主导地位的梵语，也有各地方的俗语。而且不同语言都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两大史诗之中的梵语存在着不少不规则的语法现象，经过语法学家波约尼、迦旃那和波颠阇利的努力之后，在公元1世纪左右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典梵语”，这也正是古代印度文学从上古经典中分化独立的时期。中古印度诗学中的文学理论正是以这些古典梵语文学为主要对象的。诗学著作以讨论语言问题为主的《诗庄严论》开始，也可以说有其内在原因。另一个对文学理论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是戏剧学理论。由于《舞论》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即已成形，语言问题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这对于后来的文学理论起到奠基作用;另一方面，《舞论》中对于情味的论述也对文学理论中“韵论”、“味论”的思想有启发意义，文学理论在讨论语言问题的庄严论这条线索之外形成了韵味论这另一条线索。

相比之下，中古印度诗学中现存的文学理论虽然比戏剧学晚出几个世纪，但文学理论仍比戏剧学思想更丰富。究其原因，大致仍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成熟有直接关系。

在诗歌方面，中古印度文学中的诗歌分为大诗(Mahākāvya)和小诗(Khaṇḍakāvya)两大类型。大诗是叙事诗，在题材和形式上主要继承了两大史诗的传统，主要取材于两大史诗和历史传说及神话。爱情、战斗、政治和风景成为构成大诗的几个原型要素。在风格上也以华丽雕琢、讲究修辞和文采为特征。现存最早的大诗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而代表着大诗最高成就的是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共17章，取材于大神湿婆与雪山神女波哩婆提的神话传说，主要描写湿婆因失去爱妻萨蒂而弃绝俗世入雪山修行，山神愿将女儿波哩婆提嫁给湿婆，湿婆不为其美色所动，结果波哩婆提决定以苦行来打动湿婆，终于获得了爱情。他们的儿子就是鸠摩罗。《罗怙世系》共19章，取材于历史传说，罗怙是《罗摩衍那》中罗摩的曾祖，因此该诗又与史诗有关。其特点在于以帝王谱系的形式结构全诗，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是诗人高超的语言技巧和剪裁手段使全诗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刻画人物，语言优美，文采飞扬，诗意盎然，成为印度古典叙事诗的典范。小诗是抒情诗，主要继承的是吠陀诗歌的传统和史诗中的抒情成分。一般有赞颂诗、风景诗、爱情诗和格言诗四类。印度现存最早的小诗集是公元2世纪的哈拉(Hāla)编选的《七百咏》，这是俗语诗集，语言质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出现说明在中古时代印度文学已十分繁荣，在高雅的梵语文学之外，文学已深入到民间。文学不是统治阶层的专权，普通民众也可以用文学表达心声。俗语文学成为梵语文学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源泉。抒情诗(小诗)的代表性作品是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和抒情诗集《时令之环》(或译《六季杂咏》)。《云使》被认为是代表古典梵语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作品。其成就首先在于构思的巧妙，作品分“前云”和“后云”两部分，共有125节，基本构架是被贬到罗摩山森林的名叫药叉的小神仙，希望借远去的雨云传达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前云是药叉对雨云描绘找到妻子的路线，后云是药叉想象雨云见到他的妻子时的情景。全诗的中心意象是雨云，作者将它由现实中的自然之物巧妙地转化成了爱的使者。其次诗中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爱人的思念等抒情部分也都十分精彩，辞句华丽，风格幽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众多的摹仿之作，如《风使》、《月儿使》、《杜鹃使》、《孔雀使》、《天鹅使》等等，形成了独特的“信使体”诗歌类型。《时令之环》则按印度的六个季节夏、雨、秋、霜、寒、春为序，分六章描绘了不同季节里的自然景象与爱情的不同表现。构思也极巧妙，爱情描写与自然气候变化和不同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对印度的艳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古印度文学中的诗歌成就当然不是靠一两位诗人的天才取得的，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自由宽松的文化气氛等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印度的文学史上也不是只看到一两部作品，而是有一大批作品构成了一个厚实的基础。这些作品背景形成了一个传统，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着探索积累，最终才催生出伟大的作品。这个积累的过程也同时为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比如印度文学中广为传颂的大诗就有五部，除了迦梨陀娑的两部外，还有公元5—6世纪的婆罗维(Bhāravi)的《野人和阿周那》、公元7世纪摩伽(Māgha)的《童护伏诛记》和12世纪室利诃奢(Srīharsa)的《尼奢陀王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在流传。小诗方面，除了《时令之环》和《云使》之外，7世纪伐致呵利(Bhartṛhari)的《三百咏》也广为传颂，12世纪胜天(Jayadeva)的《牧童歌》问世后也出现了许多仿作，形成“歌诗”的诗歌类型。

在散文体叙事文学方面，印度文学中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主要有两大类型流传于民间。一类是宗教的通俗寓言或传说，比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各种“往世书”，佛教的“佛本生故事”等。另一类是世俗的民间寓言故事，如《故事海》中所收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散文体叙事文学的世俗精神十分明显，即使是宗教类的故事也都是通俗性的。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也发展起来，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直接激起了市民对世俗生活的积极追求，作为市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小说也发展起来。现存最早的一批作品是公元6—7世纪苏般度的《仙赐传》，波那的《迦丹波利》以及檀丁的《十公子传》。前两部描写浪漫爱情，后者则描写浪荡公子的艳遇，都是世俗题材，表现世俗精神。这些作品在手法上吸收了史诗、大诗和民间故事的结构技巧，情节曲折离奇，带有传奇色彩，反映出市民的趣味。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受到古典梵语叙事诗(大诗)的影响，注重修辞技巧的使用，风格也雕琢藻饰，与民间故事的纯朴自然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古典梵语文学影响深广，广大市民耳熟能详，成为接受习惯。由此看出，古典梵语中将所有文学体裁都称为诗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各种体裁在语言形式方面都有诗歌的影响。

总之，中古时代的印度诗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的。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不仅直接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为诗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各种不同的思想在争论中不断深化，为诗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直接推动了诗学理论的前进。相反，在文化冲突加剧、思想矛盾激化、宗教统治严酷的时代，文化走向衰落、思想枯萎也是必然的，诗学也难以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