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寓教于乐

艺术与快感的关系，自柏拉图以来就聚讼不已，贺拉斯从实践的角度表达了朴实的见解:“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在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使听的人容易接受，容易牢固地记在心里。……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²⁸⁾他称颂诗人对观众的感染:“我想像诗人像走绳人凌空翩翩/用他飘飘然的诗句弹动我的心弦/使我激动，使我快慰，使我恐惧哀怜/宛若魔术家把我带到忒拜或雅典。”⁽²⁹⁾

在此基础上，贺拉斯再次为诗辩护:“诗人歌颂英雄人物的风度和精神/比起古铜的铸像还要动人而逼真/……他们的英雄史诗却巍然直迫云汉/歌咏窎远的国度，天涯海角的河山，蛮邦异族的领域，孤峰绝岭的危关/讴歌皇恩浩荡，使干戈偃息于一旦/和平神殿门洞开，万民膜拜于祭坛。”对于读者，诗教的方法是:“它必须赞助善良，给以友好的劝告;纠正暴怒，爱护不敢犯罪的人。它应该赞美简朴的饮食，赞美有益的正义和法律，赞美敞开大门的闲适(生活)。它应该保守信托给它的秘密，请求并祷告天神，让不幸的人重获幸运，让骄傲的人失去幸运。”

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希腊文化的神圣的起源地位，为此后任何一个“向历史乞灵”的思潮(古典主义)提供了榜样。但是，罗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没有朗吉弩斯和普罗提诺，罗马这个伟大的时代便没有与之相称的诗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