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诗歌理论的成就

明末清初的诗文理论成就是相当突出的，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文学思想，出现了三种倾向。一种是陈子龙为代表，对两派采取扬长避短的态度，提倡书写真性情，要求文学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另外一种是以钱谦益为代表，立足公安派的性灵思想，反对竟陵派的幽深孤俏。还有一种是以黄宗羲为代表，对公安派进行一种改革和发扬，主张文学要描写表现社会内容的真性情，而对诗学思想有创造性突破的是王夫之和叶燮。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又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学者，尊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是论诗歌的“兴观群怨”和论诗歌创作中的情景关系。王夫之的兴会说是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灵感或直觉理论的总结和阐发，他在诗学论著中直接运用“兴会”这一术语达十次以上，他还常用与“兴会”同义的“即景会心”、“寓目警心”、“触目生心”、“即目成吟”和“适目当心”等术语评诗，而且用“现量”对其兴会说加以理论阐释。崔海峰在《王夫之诗学中的“兴会”说》中认为，把王夫之的灵感理论称为“兴会”比较恰当，并且分析“兴会”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偶然性或突发性。王夫之认为，诗的灵通之句或化工之笔来自于即景会心的瞬间直觉。换句话说，佳妙诗句通常是“偶然凑合”或“偶然凑手”的结果。诗人的兴会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以物我合一的审美体验和即景会心的艺术直觉为基础，诗人超拔的体物、达情和传神的能力是兴会的前提条件。

其二，直接性和直觉性。在王夫之看来，诗是空微想象中忽然妙合的兴会的产物，兴会的直接性总是与直觉性相伴随，所谓即景会心、会景生心、触目生心和寓目警心等都是指诗人在直接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瞬间直觉，或者说，兴会总是在天人合一的审美感兴中应运而生。

其三，能动性或创造性。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深远广大的胸襟怀抱和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中把握风神思理(或风韵神理)的能力。神理通常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与诗的情景妙合的意境中呈现出来。

其四，言与意的统一性。很多普通人并不缺乏触景生情的审美感兴的能力，但缺乏兴会(或灵感)，即便他们偶有兴会，也言不尽意。而真正的诗人在兴会时则可以达成言与意的统一。⁽¹²⁾

王夫之的情景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情意的主导作用;一是强调真景真情;一是“现量”。

艺术直觉是文艺家在物我合一的情境中基于感性直观的超理性的审美感受，时常体现在文艺创作过程(艺术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中，甚至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而灵感则像闪电(很多中外文艺家如尼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不约而同地把灵感比作闪电)一样爆发出来。可以说，灵感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瞬间直觉，是文艺家在艺术构思或创作中所获得的高峰体验和促成伟大创造的契机。“神理”说是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在其诗论著作《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以及《明诗评选》中，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神”与“理”是中国诗学中的传统范畴，对于“理”在诗中的存在，诗学界多抱否定性的态度。王夫之将其合为一个新的审美范畴，并以之为评诗、选诗的重要价值尺度。在王夫之看来，仅有艺术直觉而无睿智深刻的理性，并非诗之上乘。“理”恰是好诗应有的必要条件。“神理”的内涵首先是理与情的融合。王夫之非常注重理与情的相因相得，不满于剥落诗人情感之后的枯燥言理;“神理”的另一内涵是指诗中之理的超以象外，广远精微，与天地宇宙相通，浑灏流动充满生命的动感，而非道学先生的伦理教条。诗中“神理”的获得，不是先入为主地预先确定，而是以触物感兴的方式，在与自然、社会的随机感遇中升华而出。这也便是“现量”的创作思维。“神理”说对于诗中之理的合理性存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它的审美化特征。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叶燮将诗艺的盛衰看作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他说:“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嬗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因此，完全不必对暂时陷于低谷的诗歌创作过分悲观，并作出非理性的过度反应。叶燮的这段话，肯定了诗歌发展是一个相续相嬗的过程，其间有盛有衰，都是极自然的事。他还特别指出了复古论者的思维误区，即认为前者必盛，后者必衰。在叶燮对盛与衰的辩证思维中，盛与衰也是相互“对待”，绝非僵化、凝滞的。由盛而衰是一种趋势，衰而复盛则又是客观存在的与上述取向相反的另一种趋势。而这种复杂的嬗变态势也已为诗歌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关于诗歌发展的方式，叶燮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文学发展的变化中，包含了继承的不变，因此发展是变与不变、弃与取的同一。一句话，是扬弃，是有所继承有所摒除。叶燮的这一不俗的识见同样是用因与创、沿与革这些相互“对待”的矛盾范畴来加以界定的。对因创沿革的理论思辨，其宗旨就是要把握两者的分寸，正确地贯彻其辩证否定的思想。总的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叶燮坚持了两条原则:第一，坚持将古代文学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甄别与借鉴，不同意前后七子的“斥近而宗远”。第二，认为学习古人的因与沿，不过是从古人的成功创作中揣摩并学习艺术规律与艺术技巧，使自己的创作获得尽可能多的艺术参照，从而能“纵其心思于氤氲磅礴，上下纵横”，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