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元诗歌理论的成就

金元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金代在北方与南宋对峙，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没有什么成就，至元好问出现之后，这一局面方有很大改观。由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政权并存的局面，南、北文风得以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就金朝而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使文学呈现出新的特色、新的风貌。总的说来，金代文学思想具有北方特色，虽然也受到南方华丽之风的影响，但是注重内容的充实。金代后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呈现空前激化的形势，文坛上雕削刻凿、追奇逐险的风气迫切需要改变，出现了王若虚、元好问等批评家。

王若虚(1177—1246)的理论批评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应运而生的，他扩展了严羽一派的思想，对前人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并且对江西诗派的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诗歌思想内容的主导作用，要求语言要平易自然，写出真性情。他对金代文学的议论大有深意在焉，而且他对历代作家的品评也以文学现状作为基点。借他人的酒杯以浇自己的块垒，其目的都未离开金代文学本身，即以古鉴今，警戒时人，为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元好问的诗论特别是《论诗三十首》影响很大，成了元好问研究乃至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文论选本都要论及它，许多相关的选本纷纷选释它。元好问和同时代的王若虚一样，对江西诗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对江西诗派的“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表示不满。他认为江西诗派已经陷入到在古人作品中求生计、闭门觅句的可怜境地。当时诗坛有两种不良倾向:矫揉造作和因袭摹拟。虽然形式上相反，但却都是“天然”的对立物，元好问主张向古人学习，但是他并不喜欢儿女情长的作品，相反他推崇有风云壮阔的英雄气概的作品。因此，他赞扬建安风骨，对他们的作品评价甚高。他喜欢诗歌里面体现爱国情操，诗歌内容比较充实，反对追求形式的华艳。所以他论诗的审美原则和论诗基础是“以诚为本”，“诚”有真和正的意思，要合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他要求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是真实的，这种情感也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另外，他认为必须将情感深藏在艺术形象中，含蓄而不外露，而“诚”是真、善、美三个方面的统一。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主张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秀丽而无雕琢之弊。

元代继承江西诗派文学主张的是方回。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是大型唐宋律诗评选本《瀛奎律髓》，还有《文选颜鲍谢诗评》，他的《桐江集》与《桐江集续》中也有一些诗文论著。

方回的《瀛奎律髓》根据内容将诗歌分作49类，专收3000首左右唐宋律诗，几乎涵盖从初唐至晚唐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诗人的著名的律诗，可以说是一部唐代律诗史。它不但构拟唐代律诗发展的轨迹，而且对律诗诗学也有不少精当见解，如指出初唐律诗特征是从齐、梁体演化而来，富丽、精密，稍加劲健，但平仄失黏。方回指出盛唐这类律体的特征，已开“九僧”、“四灵”先练腹联、后装头尾的一派。方回对杜甫律待中的“拗体”、“吴体”的体认，对周伯弼《三体唐诗》所称的“四虚”、“四实”之说的非议，都有可取之处。中唐诗由古体转向近体，古体诗由古雅转向新雅，是中国诗歌在体格上的一次大新变。与古体向律体转变相关的，是风格由雄浑渐入轻巧。

方回的《瀛奎律髓》，从诗风、诗境、诗眼、句法等方面研究唐、宋近体诗的联系，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标志近体诗的研究向专门化、精细化的发展。对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一祖三宗”。陈与义的诗效法杜甫，因此，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把他和黄庭坚、陈师道并列，与杜甫共称为江西派“一祖三宗”。事实上陈与义的诗风与黄庭坚、陈师道相差很大，把他作为江西派“三宗”之一，实在有点牵强。陈与义虽学杜甫，但不像黄、陈那样多艰深拗硬，他的诗上下陶、谢、韦、柳之间。方回的文学思想继承江西诗派，被认为是江西诗派之中兴，但他对江西诗派有所纠正，是对它的总结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