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宋代词论

词，初无定名，有“曲子词”、“曲子”之称。在宋代，或者就其可以合乐而歌而称之为“乐府”，或者因其句式长短不一而称之曰“长短句”。南宋时，由于把词看作“诗之余”，因而又名为“诗余”，并被宋以后普遍地袭用。

到了宋朝，词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和提高。词坛出现了一系列大家和名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时，也有人逐渐地关注到词论。他们或是评价作家作品，或是论述风格，或是研究源流、体制和作法等。既有单篇文章，也有少数专著。另外，在宋人的诗话和笔记里，也保存了一些论词的片言只语，值得我们注意。其中，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诗》颇值得一提。这篇论文首先论述了词与诗的不同以及词在唐宋时期发展的历史。

在北宋的词坛上，苏轼是一个避不开的高峰。他不仅在创作上将宋词推到顶峰，而且在词论上也有开拓性的贡献。他实际上把宋代兴起的诗文革新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中。他不仅以实际的创作为词开辟了新的途径并扩展了词的领域，而且其豪放词“自是一家”，改革词风带着明显的自觉性。

他所自我欣赏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之类的词，把词从“花间”、“樽前”的浅斟低唱变为壮士抵掌顿足之歌，这不仅说明了苏轼给词风带来的崭新而又重大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他的词是名副其实的“自是一家”。

苏轼改革词风是为了提高词的地位，而提高词的地位，使之与诗同等，就必须把词从“偎红倚翠”的“艳科”中解放出来，让词能和诗一样表现重大的社会内容。但苏轼在词方面的革新和成就，不是当时一般词人所能全部理解的。就连出自苏门的陈师道、晁补之，对他的词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他们一方面否定苏词的“横放杰出”、“极天下之工”，另一方面又从“以诗为词”和音律不严出发，评其词不是本色。所谓“词非本色”、“以诗为词”等，既指内容风格而言，也指音律而言。特别是音律问题，是人们评论苏词的一个主要问题。据宋人诗话、笔记所载，苏轼爱好音乐，并非不懂音律。他自己能歌，其词有许多也是可以歌唱的，但他因为强调词的文学意义，不愿把词完全作为音乐的附庸，因此，他在谐律的基础上，不顾时人的责难，决然从严格的音律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让内容受到损害，不让风格受到抑制。这是进步的写作态度，在词的革新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意义不仅仅限于音律，而是关系到词是以形式、以音乐为主，还是以内容、以文学为主的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苏轼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但不能得到时人的认可，反而受到一些非难。陈师道、晁补之“本色”的观点，到了李清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李清照的《论词》，篇幅很短，但却是北宋最重要的词论。它对晚唐以至北宋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词人及词风，提出了全面的批评。《论词》多有富识见的中肯之言，但应该注意的是，它对北宋词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以诗为词”而发，它指出苏轼等实际上不了解词“别是一家”，词不同于诗，从而提出了一个怎样正确看待诗与词的区别的问题。词和诗作为两种不同的韵文形式，自然各具自己的特点。从北宋以前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至少有两方面的特点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表现对象的不同。诗里不能表现或不宜表现的儿女情爱或男女私情以至香艳的内容，可以在词中加以表现。与表现内容紧密关联着的，就是情调上的缠绵悱恻，这就是所谓的“诗庄词媚”。另一方面是词与乐与诗的关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词是一种更加音乐化的、由近体而发展起来的诗歌，因而在声调方面要求更加严格，词要从声，而不像诗一样，声要从诗。但是，从前一方面的特点来说，它虽是词的发展历史形成的事实，并且在这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家和名家，但已经形成的事实存在未必尽善尽美，不是不可以发展、丰富，也不能作固定不变的模式加以遵奉;从后一方面来说，词自然更加应该重视音乐性，但也不能绝对化地把音律美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绝对地以词就声，使词的内容美仅仅沦为声律美的附庸。这样来看似乎就更能看清其评论的得失了。

李清照所提出的对于词的要求“典重”、“协律”、“文雅”、“铺设”、“故实”等，都是北宋婉约派词人的传统见解，不过在李清照以前并没有人为此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来。李清照将这些要求概括为以上五个特点，并根据这个见解，反对苏轼的所谓“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的词风，反对以诗为词，而要求词应该“别是一家”，实际上就是要求不要改变和侵犯传统的词风。这自然表现出了她保守的艺术观点。

李清照的《论词》，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女作家的文论。由于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她所批评的对象都是词坛名手，因此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后世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李清照是站在“婉约派”的立场上为之辩护的话，那么与之同时的胡寅则是从多方面为“豪放派”张目的。柳永词在北宋由于内容上适应了士大夫寄情声色的需要，同时也由于他在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十分娴熟地使用了俚语来反映市民的生活面貌，因此曾风行一时。南渡前后，由于处在民族生死危亡之秋，部分词人开始以词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胡寅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他从理论上论证了“逸怀浩气”、“登高望远”的“豪放派”词的出现在词的发展史上的意义，并认为苏词的出现，是柳词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胡寅还认为词是继承变风、变雅和《离骚》的传统的。这样就为词能够向着更自由而充分地反映现实变化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提供了依据。胡寅提倡“逸怀浩气”的词风，和他政治上的积极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随着宋王朝内忧外患局面的来临，应运而生的“豪放派”终于逐步得到了确认。张耒在《东山词序》中提倡“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要求词有较深的“感慨”，使“闻者动心”，反对粉饰为工等，不仅说了词的表现问题，同时也说了词的风格问题。“豪放派”的刺刀、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出现后，词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一个更大的变化。

随着词的进一步发展，在南宋，论词一类的文章、著作逐渐多了起来。在成于南宋初年的《碧鸡漫志》论词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王灼致力于提高词的地位。词在自身的发展史上，一直不能与正统的诗文相提并论，常为大雅所不取。北宋初著名诗人晏几道实际上将词当作析酲解愠的工具，将词与艳歌并列观之，甚至陆游也“晚而悔之(作词)”，南宋理学家更是贬抑词，而王灼的《碧鸡漫志》则大力提倡词的地位，他引经据典，以传为舜、禹所作的《南风》、《卿云》等歌为例，并以《毛诗序》及《礼记·乐记》中关于歌与诗的关系的论述来说明合乐而歌的《诗经》等都属于歌，而合乐而歌的词与最古老而尊严的诗是同源的，这是很有意义的。

王灼对北宋以来的许多词人词作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柳词词风“浅近卑俗”，但也承认柳词声律谐美。他不赞同过于重视格律，却又能指出贺方回、周邦彦的词语意精新，用心甚苦。出于封建礼教观念，他指斥李清照为词“无顾籍”，却又承认她轻巧实新，“能曲折尽人意”。在北宋词人中，他十分推崇苏轼、王安石、晏殊、欧阳修等人。

陆游对词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晚而悔之”，另一方面渔歌菱唱不能忘怀。当然，他对词和词作的认识，还是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的。他在《〈花间集〉跋》中，对“花间”词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也认识到“花间词”的艺术价值，“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劲，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简古可爱”。

适应时代的发展，南宋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辛弃疾的出现将宋词创作推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适应着词的创作的发展，词的理论批评也很自然地把目光投注到辛词的研究和探讨上。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范开、刘克庄和刘辰翁。

范开的词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他为第一次编辑的《稼轩词》所写的序言中。他首先对辛弃疾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关系作了论述:“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他认为文武兼备的辛弃疾乃“一世之豪”，他的词“声闳”、“意远”，正是和他的“器大”、“志高”分不开的。在论词偏重格律、技巧和形式的南宋，范开能认识作家的思想与他的作品之间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合理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范开将辛词的特点概括为“不主故常”，这是基于认识到辛弃疾在南宋小朝廷的尴尬处境和创作心境而作出的较为独特的把握。

而刘克庄对于辛词的评论，则更多地注意到辛弃疾的词文和特有的社会背景。在《辛稼轩集序》中，他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局势出发，分析了辛弃疾“著节本朝”所形成的独特的“英伟磊落”、“笔势浩荡”的文风。刘克庄推重辛词，但也并不否认其他各家对词的贡献。“本朝如晏叔元、贺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辈，小词脍炙人口，他论著罕见，岂为词所掩欤，抑材有所局欤?惟秦、晁二公，词既流丽，他文亦皆精确可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一十一)。他对所论作家的评论，很多都成为了经典评论，他指出了周邦彦“偷古语”，陆游、辛弃疾“掉书袋”等。他强调词要有寄托，不能专事纤艳，富有识见，而他所提出的“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更直接影响了清代“常州派”词论的“比兴”、“寄托”的主张。

刘辰君不仅在实践辛弃疾所开创的词路方面有明显的成就，而且在提倡和推重辛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中，他一方面论述了辛弃疾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给他的词带来的“英雄感怆”的特点，驳斥了那种以“流连光景”来评价辛词的错误观点，同时又比较分析了苏、辛词的异同。在“豪放”的共同特点中，刘辰翁发挥了“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的观点，认为苏词“倾荡磊落”，而辛词用经用史“横竖烂漫”，“悲笳万鼓”，这些论述可以说是较为符合事实的，在推广辛词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作用。

南宋末年，还有一些偏重于论词的律吕声调的词论，如张炎的《词源》和沈义父的《乐府指津》等。

张炎论词标准有二:雅正(或“骚雅”)和清空。他提倡“雅正”并以此批评柳永等的词风，但这并非是反对词表现香艳、风月，而是主张表现既要含蓄蕴藉，不为“风月所使”，语言又不要失之俚俗。张炎推举“清空”，是针对吴文英“凝涩晦昧”的词风而发的。他所说的“清空”，主要也是属于用辞用事方面。他所说的“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的观点，后来成为词论中很有影响力的理论。清代浙派诗论家曾将“清空说”奉为圭臬，但张炎的“清空说”也包含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词要有多种风格，质实也可以有好词;清空也应该依诸实、出诸实，相依相生，相互为用，虚实并列。

从宋代文论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涉及面较广，它的发展除了受各种哲学思潮影响外，还表现为不同艺术门类和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融合，除了传统的诗文理论创作外，还有新兴的词论，甚至话本小说、书法、绘画、音乐等等都成为宋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宋人和宋代文论特有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