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兴时期的诗论

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在南宋隆兴元年以后，爱国词人以慷慨沉郁、不受拘束的豪放风格和重才重气、发扬个性的创作思想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中兴四大诗人”在创作中强调“自得”，从江西诗法入手而能超越宋诗旧格独树一帜。这些都体现了“活法”的真髓。由于充分发扬了主体的创造精神，因才性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或豪宕激越，善为悲壮;或风趣活泼，流转圆美;或情思幽微，绵邈高妙;或因狭出奇，工巧清淡。但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才性变化和社会对作家的要求，并在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新变化的主导趋向有二。一是当爱国作家恢复中原的理想和雄才大略难以实现而悲愤填膺、悲怆沉郁之时，以诚斋体为代表的“活法”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其特点是以自然天机为贵，作诗重感性而无哲思，追求浅近自然和生活中的小情趣，在审美趣味方面反映出了向晚唐诗回归的倾向。此后不过20年间，随着“永嘉四灵”出现在诗坛，带有末世光景的晚唐诗风即刻风靡士林，说明作家已失去了理想与自信，无任何有作为的愿望了。于是敛情约性，作诗讲究灼句炼字，追求灵巧清淡。作家的才性变了，创作目的变了，诗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次是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流行，在北宋表现为政治改革的新儒学的“经世”思想此时转向道德教化。正心、诚意的道德人格修养成为士大夫文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时主体人格建构的主要方式，追求成圣成贤的孔颜乐处和致广大尽精微的透脱胸襟，精思悟入而以学涵养。尽管当时永嘉学派的思想家重视能发挥政教事功作用的经史文章之学，作文推崇韩、柳、欧、苏等古文家，也出现了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文法著作和散文评点，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却不赞成事功之说，对古文家为人为学不符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和做人标准提出批评。以道德为主体，用儒家的伦理学和心性论来评文论艺，把文学思想的发展导向对主体道德人格的绝对肯定，从而使儒家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社会政教功利作用的文学观演变为对作家主体人格道德自律的要求。文学批评成为对作家思想动机的善恶、人格行为对错等道德伦理价值问题的评判，至于其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社会作用的大小已属于次要和枝节问题。

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陆游学诗从江西诗派入手。但是，处在民族危亡之秋，满怀报国热情而又报国无门的陆游，在现实的感召下，把诗歌当作御侮爱国的武器，抒发自己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怀，从而抛弃了江西派的衣钵，走上了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道路。陆游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证明了客观阅历是创作的真正源泉，离开这个源泉艺术创作就会枯竭。所以陆游所说的“三昧”和江西诗派的脱离实际的“三昧”，是有根本不同的。陆游认为，对于作家最重要的是“诗外功夫”。所谓“诗外功夫”，是指作家的主观修养和生活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诗句中透露出从军生活对陆游创作的重大影响，说明客观实际对于创作的重要。可以说，陆游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江西诗派作了清算。陆游所强调的这些，恰恰都是江西派诗人所共同忽视和缺乏的。

在论法式及情感等方面，陆游并不反对江西诗派所说的“法”，但他认为“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生活阅历中产生的，因此他极力反对凭空追求法式和雕琢以及艺术创作上的虚伪。陆游十分强调强烈的感情对于写诗的重要性，他认为诗是言志的。

杨万里所开创的“诚斋体”，在宋代诗学史上是极具特色的。在严羽的诗学视野里，整个南宋要以杨万里的诗歌风格最为突出。和陆游一样，杨万里也是从江西派入手，而最终突破了江西派的束缚。他描写对象主要是自然景物，师法自然，使他突破了江西派的束缚，而在创作上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杨万里积极地反对艺术创作上的摹拟，要求创新。在《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中他说:“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杨万里论诗，和苏轼及江西派的一些诗人一样，喜欢以禅喻诗，这也是南宋诗坛普遍流行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积极地倡导“晚唐异味”。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的南宋时代的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其他作者一样，崇尚所谓的“晚唐异味”或“味外之味”。他一味地强调所谓“味外之味”、含蓄等，也绝非偶然，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江西诗派共同的艺术观点:脱离和逃避现实。

诚斋论诗，讲究“透脱”，所谓“透脱”就是不执著，不拘泥，随物应机。这样，信手写来，就能达到“孤高”的境界。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是南宋诗话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他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专意讲究诗法，讲究“雕刻”、“敷衍”、“布置”等法度。白石论诗，标举四种“高妙”，即“理、意、想、自然”四者。在这四种“高妙”中，以“自然高妙”为极致。“理高妙”与宋人重理同步，但“理”并非纯然道学家所言之理，而是“理趣”，是指诗歌蕴涵的哲理性。“意高妙”，谓诗人的构思立意，想落天外，出人意表。“想高妙”是从诗歌的丰富联想与审美境界着眼，认为诗人的观察力特别敏锐，往往能透过生活表层现象而洞幽烛微，以诗的意境来表现本质精神，如一泓清澈潭水，一眼而见底蕴。所谓“自然高妙”，乃是摒落一切人工雕琢斧凿痕迹，精思之后，灵感之来，如天机凑泊，笔应意遣，浑然天成，而见清新自然之妙。这也是白石所标举的最高诗学境界。

在今与古的问题上，姜白石认为，要做到虽不求与古人合却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却不能不异的地步。在创作的态度上，他要求写作要像苏轼所提倡的那样，行于其当行，止于其当止，不要强力为诗。《白石道人诗话》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字句的工巧，技法的“雕刻”、“敷衍”，以及结构的“布置”等方面的内容。虽然他也强调“意”，但同时又十分重视字法、句法，却很少注重较积极的思想内容的追求。姜夔强调艺术表现的含蓄和隐约，同样是他自己诗风词风的一种说明，但他却把这一点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去评论一切诗歌，甚至认为《诗经》“风”、“雅”中所具有愤怒的谴责和直率的批判内容的诗，也是含而不露的，这自然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