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熟时期的诗论

当宋代文学理论发展到以苏、黄为代表的一批才华横溢、诗书画无所不通、儒道释百家杂说无所不晓的作家活跃于文坛的时候，宋代文学及其理论以它宏通广博的文化意识，以它超越前人而独自树立的创作精神，寻求到它内在超越的发展脉络，呈现出独特而灿烂的艺术特质和艺术风貌。

苏轼的诗歌创作将已经逐步形成的宋诗特征推向巅峰。苏轼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卓越的诗论家，他的诗论有颇为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这些诗论往往有浓厚的理论背景，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创造。苏轼在《送参廖师》中提出“空静”说，这是借助佛家的“空观”发展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虚静”命题。“空静”是指诗人应有的审美创造心态，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迥然不同却又形成互补关系，苏轼所说的“空静”，并非以心境的虚空为目的，它有丰富的艺术辩证法的内涵在其中。“空”是为了“纳万境”，“静”是为了“了群动”，“空静”并非消极无目的，恰恰是为了创造更为丰富奇妙的审美意象。

苏轼的“传神”论诗学思想影响也极为深远。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主张“神似”，明确反对诗画创作中片面追求“着题”、“形似”。苏轼提出的“诗中有话”说，也正是在“传神”的共同之处上讲的。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王维的诗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指诗中要有画一般的审美境界;“画中有诗”，是说绘画应有诗那样的象外之意，要表现出蕴涵在客观事物神态中作者的神情意趣，表现出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也即神韵。

苏轼诗论中对“枯淡”的论述，有丰富的美学内容，是对诗学中“平淡”命题的发展。梅尧臣是北宋诗坛上“平淡”诗风的倡导者，他所说的“平淡”尤以峭健古直为核心。而苏轼所谓“枯淡”论则进一步丰富了“平淡”论的美学内涵。在《评韩柳诗》中他提出“外枯而中膏”，即诗表面上平淡无奇，而内在的意蕴却十分丰厚，“似淡而实美”即外形质朴，而实际上蕴涵着华美的文采。他评陶诗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些都充满着艺术辩证法的色彩，揭示出平淡诗风中内与外、浓与淡之间的辩证关系。

苏轼还推崇诗歌创作中的天工自然之美，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诗画创作中，他要求描绘事物，抒发情感，要像天工造物那样，做到浑然天成，妙造自然。他认为，好诗并不在于字句的奇险，词藻的华丽，而在于能冲口而出，天成自得。由此出发，他反对好奇务新的诗风，认为“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这是针对当时诗坛流弊而发的。

对于黄庭坚，以往论者颇多诋诮，尤为集矢于他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的诗学主张。我以为其实不然，山谷在诗学宗旨上是十分追求提倡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独创性的，他一再主张文章最忌随人后。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在北宋诗坛上还是在整个中国诗史上，山谷诗都是有突出个性的，绝不与人雷同影随。

山谷诗论最突出、最有名的便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这是江西诗派的理论纲领，从诗法的角度说，也是最具实践性、操作性的理论命题，然而人们对山谷的非议也多在于此。莫砾峰先生对黄庭坚的诗学这么表述:“‘点铁成金’主要指前人之意……黄庭坚的这两段话中有一点共同的精神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时要有所改变。取古人之‘陈言’要经过‘陶冶’，重新熔铸，然后为我所有。取古人之意要‘造其语’，即改胎换骨其言语;或‘形容之’，即有所引申发展。”⁽³⁾

山谷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目的绝非如王若虚等人所说的蹈袭前人，以典故炫博，而是要熔铸陶冶前人之语而自铸佳词，创造出颇具新意的意向和诗语。“点铁成金”一语说得颇为清楚，“铁”喻前人之陈言，“金”喻自己诗中的新语。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山谷所追求的“新”，恰恰是在对“故”的改造中体现其创造性的。“以故为新”关键在于诗人的“陶冶”手段，要将人们所熟悉的“古人陈言”“陶冶”改造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语境，这并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山谷强调诗歌法度的重要即在于此。而恰恰是这些“句法”、“诗眼”有较浓的人工安排色彩，山谷的后学们所接受的首先也在于此。山谷一派之所以法度甚盛，“句法”、“诗眼”一类法门的可操作性是一大关键。

“以故为新”是与“以俗为雅”密切相关的。山谷的审美价值观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不俗”，“不俗”包括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人格襟怀的超远高迈，也包括了艺术创作手法的摆脱窠臼、独创新格。

吕本中的文学主张多见于《江西诗社宗派图》及《紫微诗话》等。吕本中所谓的“活法”，并非是对“法”的抛弃，而是在自由驾驭的基础上超越于法。因此，全面熟练地掌握诗歌创作的规矩法度是首要的。另外，吕本中看到江西诗派偏于“有法”一端，模式化过重的弊端，提出“活法”，试图以变化来打破凝重僵化。与“活法”主张紧密关联的是“悟入”说。“悟”本是禅学术语，本指通过主观内省对于佛教真谛的彻底体认与把握，是一种顿然的过程。但是，吕本中的“悟入”并不像禅家那样，弄得十分玄虚，而是归结为人的刻苦锻炼。

秦观提倡养气说，他反对以经义代替诗赋，认为它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耒在创作上比较强调“理”，不是苏、黄所说的“文理”，而是指思想内容。张耒还反对没有真情实感的“伪诗”，认为只有具有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感受，才能写出感动人的好诗来。在写作态度上，他也像苏轼一样，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这种意见，不仅对于当时江西诗派堆砌雕琢的诗风是一种针砭，而且，这篇诗序提倡“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反对“雕琢而丽”、“粉饰而工”等，实际上也是为苏轼一派豪放词鼓吹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是片面的，不能忽视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艰苦的劳动。

这一时期，接触诗歌创作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比较详细系统的意见，而不局限于章句、技法的辨析考订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石林诗话》是叶梦得谈论诗歌艺术的特点兼及对诗歌的思想要求的诗论著作。从体制上看，《石林诗话》似乎并未摆脱随意评点的框架，还谈不到系统的理论构思，然而演绎起来，便会发现其中有内在的诗学价值标准，有成系统的前后一致的美学观念。郭绍虞先生认为《石林诗话》与《沧浪诗话》、《白石道人诗话》鼎足而立，是宋代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而且提炼出《石林诗话》的理论精核“随波截流与同参”。“随波截流”，可以看作是叶梦得的最佳的构思方式。叶氏认为情景适会、猝然相遇的诗歌构思方式，是艺术个性的根本。很明显，他是以此来捩转江西末流的惯性趋势的。

《岁寒堂诗话》主要是论述诗歌的思想要求兼及诗歌的一些艺术特点，并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岁寒堂诗话》是倡导儒家诗教的，要求诗歌创作应该发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作用，倡导诗歌创作要具有“微而婉，正而有礼”等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

《岁寒堂诗话》分为两卷。上卷为诗歌理论综述，并用以具体评价历代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用生动的文学事例，继续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重新阐扬、发展了传统诗学中的“言志”说，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张戒主张“言志”与“咏物”兼而有之的诗歌创作，但认为“言志”是核心，咏物为余事。二者融合，方为玉美，其实，张戒也强调“情”、“志”的统一。单纯“言志”，缺少情味，非其所倡;纯是“咏物”、“缘情”，亦是张戒所不满的，他所提倡的，乃是以“志”为灵魂的“情”。他强调诗歌应该以“言志”为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诗歌对于封建社会的“美刺”作用，反对主要地为咏物而咏物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戒的诗论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明确反对江西诗派对“用事”、“押韵”之工的讲求，主张诗歌情景相生，不期于工而又自然天成。张戒还从诗歌不应该过于“浅露”的观点出发，对苏诗所代表的“以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提出批驳，并把它和黄庭坚的“专以补缀奇字”相提并论，认为有害于诗歌的发展。张戒能够看到苏、黄诗风中的消极因素，看到苏“以议论为诗”的缺点，并且敢于把当时誉重一时，诗坛奉为圭臬、“祖宗”的苏、黄诗风的病根指出来加以大胆批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其见识和胆量都超出了时人。

张戒特别强调司空图所说的“韵”、“味”，强调艺术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反对“浅露”，但对浅易不加分析、一概贬斥，也失之片面。他提倡一种古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另外他还对诗的风格也作了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