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性化的盛唐诗学理论

盛唐诗人论诗，往往不采取抽象理性的概括与阐释，而发挥其“本行”特长，或以诗论诗，或借助选诗评诗的方式来表达诗学见解，较之既往，盛唐诗学的这种诗性化特征比较明显。

(一)李白:倡导清水芙蓉式的天然之美

在诗学理论上，李白未曾留下多少“专论”，他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诗篇中。例如，他在《古风》第一中写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又如《古风》第三十五: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李白以诗论诗，他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诗歌靡风深恶痛绝。淫靡纤巧的形式主义诗风，到盛唐时期依然存在。李白继承陈子昂的“文章道弊”说，追根溯源，指斥诗坛自从扬雄、司马相如一开文学颓风，就“流荡无垠”，给后世留下了“宪章亦已沦”的不良影响;讽刺创作上的一味摹仿，犹如丑女效颦、寿陵失步;在形式上沉溺于雕饰的人，虽然如同“剌造沐猴，三年费精神”般辛勤，却“功成无所用”，徒有“楚楚且华身”。李白对淫放绮靡、华丽纤巧、背离现实的齐梁诗风态度鲜明，批判尖锐，否定彻底，起到了摧枯攻陷的作用。

第二，倡导“清真”诗风。诗情上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和形式上的刻意雕琢，这是绮靡诗风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白的诗论，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针对绮靡诗风的实质和要害，提倡“垂衣贵清真”、“一挥成风斤”。这里的“清真”，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义:其一，诗作要能够充分地流露诗人的情性，诗人不为世俗所羁，嬉笑怒骂，率真袒露，毫不掩饰。其二，在语言形式上，“一挥成风斤”，不作刻意雕琢，使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率真情感和谐统一，构成纯朴的自然美，就如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所提倡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第三，指明了诗歌创作的发展方向。李白是我国继屈原之后的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屈赋的评价极高，在《江上吟》中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周秦以降，文风日下，汉魏诗赋不及《风》、《骚》，建安以后，更是每况愈下，他把《诗经》、《楚辞》作为创作的楷模，主张恢复“古风”、“正声”、“古道”、“宪章”，即继承风雅颂和楚骚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为己任，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这种带有“复古”色彩的口号，与当时仍绵延于诗坛的绮靡诗风针锋相对，显示了他革除时弊的战斗精神和理想。在创作实践上，李白的浪漫主义诗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扫清了绮靡风气，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把由陈子昂在复古的旗号下所掀起的诗歌革新运动推向了崭新的阶段。

(二)殷璠:选诗与评诗结合的《河岳英灵集》

从初唐到盛唐，是唐代诗坛革新的高峰期。从四杰到陈子昂，从陈子昂到李白，都高举诗风革新的大旗，采取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和自己的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抨击齐梁绮靡诗风和诗坛弊习，力倡开创新一代诗风。他们标举新的诗歌创作的美学标准，以体现自己的诗学主张。而殷璠则采取选诗评点的方式表现其诗学主张和诗歌审美理想。他的《河岳英灵集》便是他的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该集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专选盛唐诗人诗作的选本。全书选了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24人的234首(实存228首)诗作，包括古体诗和格律诗。全集以人为系，在每位诗人名下，都有一段评论，先概括这位诗人的风格，然后举出其佳句，使诗集将选诗与评诗结合起来。卷首有“序”和“集论”，集中地阐发和表明了自己的诗学见解。他在“序”中说: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价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徴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这里，殷璠至少表述了两个方面的见解:

其一，主张全面、历史地评价前人和今人诗歌的优劣。在殷璠之前，以陈子昂、李白等为代表的唐代诗界革新者，对齐梁以至当时的诗风，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诗歌发展的要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免带有片面性。到了殷璠时期，诗歌创作的繁荣，要求理论家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殷璠对前人的诗学观点有所撷取，有所扬弃。他认为，“编纪者”要“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根据“诸体”的不同特色及其“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认定诗歌的优劣，决定对诗歌的取舍，不能执一而论，应当作全面的合乎实际的分析。因而，在《河岳英灵集》中，殷璠便以“神来、气来、情来”来概括诸家的特色，并肯定其各有所长。以“神来”见长的诗人如常建、王维，殷璠评论他们的诗作说:常建诗“其旨远，其兴辟，佳句辄来，唯论意表”;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以“气来”见长的诗人如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如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以“情来”见长的诗人如崔署“诗多叹词要妙，清意悲凉”;崔国辅“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味”。这不仅体现了他选诗的美学标准，同时也体现了他兼取众长的诗学主张。

其二，对南朝以来的诗歌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评价。殷璠对建安文学、齐梁遗风和建安至盛唐以前的诗歌分别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曹植和刘桢的诗，“多直致，语少切对”，音律不严，但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内容，因而“逸价终存”;齐梁诗人一味追求声律、辞藻，而“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但贵轻艳”，因而“耻相师范”，“攻乎异端，妄为穿凿”，他们的诗虽然形式上优美，但思想内容空乏，作品虽多，也少有实际价值;齐梁“但贵轻艳”的风习，唐初武德年间，“微波尚在”，到了贞观末期，才“标格渐高”，有所转变，直到开元十五年后，才出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局面。在对诗歌发展史的考察中，他反对“但贵轻艳”的不良风气，标举“比兴”，重视诗歌的内容和风骨，倡导声律和风骨兼备，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在当时来说，尤其难能可贵。他在“集论”中对这一观点表述得更为明确:

论曰: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盛唐诗歌之所以得以兴盛和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既发展了建安风骨，又继承了南朝以来所创造的声律的成果。“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体现了他选诗既重风骨，又重声律，新(律体)、旧(古体)兼收的准绳，表明了他重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诗学主张。

(三)杜甫:“转益多师”，兼取众长

在杜甫的诗作中，谈艺论诗的篇什不在少数，而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他的诗学见解的是他的《戏为六绝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唐初，六朝的浮丽文风，遭到了初唐四杰及陈子昂、李白的否定和批判，但在批判的大潮中，也有些人对六朝的诗人、作家不作具体分析而笼统地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纵览诗坛，以《戏为六绝句》，提出了旨在“转益多师”、兼取众长的诗学主张。这一诗学主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的作品。庾信在梁时的作品绮艳轻靡，但晚年作品《哀江南赋》、《植树赋》等，感伤遭遇，对当时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由绮靡转向萧瑟苍凉，故杜甫称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春日忆李白》中说:“清新庾开府”;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充分肯定了庾信后期作品风格转向清新，批评后人取其流传的前期之赋而嗤笑、指责他的偏颇。初唐“四杰”的“当时体”，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华藻余习，招致时人讥笑，但杜甫反对就此一点而轻薄地嘲笑“四杰”，认为“四杰”之文，犹如江河，万古长流，肯定了“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功绩和历史性贡献。

杜甫认清了庾信前后期的不同风格，肯定其后者;把“四杰”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肯定其积极的一面无疑是正确的，其中也不乏历史主义的因子，但他对庾信早期作品的不良倾向批评较少，因而也有其片面性。

其二，对待古与今的态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²⁾这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探求文学的发展，必然面临如何对待古与今的问题。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主张论诗不应带有古今的成见，应当对六朝以来的作家作具体分析，而不应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既“不薄今人”，又“爱古人”。在他看来，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特点和成绩，不应厚此薄彼，即使对与风雅的正体背道而驰的六朝齐梁文学，也应当在“别裁伪体”、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抛弃其纤弱小巧的风格，而对其“清词丽句”则应该撷取，即以上攀屈、宋，自创“碧海鲸鱼”的壮美意境，“转益多师”，熔铸古今，博采众长，以建筑博大深厚的艺术修养的基础，从而接近反映现实的风雅。杜甫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一评价，不免有些夸大，但从杜甫的兼采众长的态度来说，还是颇有道理的。

从陈子昂、李白到杜甫，他们的诗论贯穿着一种主导精神，那就是高举诗歌革新的大旗，探寻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但三者所面临的诗风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有所不同。

陈子昂所处的初唐时期，六朝遗风虽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诗坛旧习积重难返，加之创作上没有出现多少新的气象，因而浮靡空洞的“宫体诗”和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余波难平。陈子昂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主张以“兴寄”和恢复建安风骨来扫荡靡风。李白则继承陈子昂的“文章道弊”说，指出了“复元古”的主张，即复风骚之古。杜甫虽然也推崇风骚，称赞《诗经》和《楚辞》，说“别裁伪体亲风雅”，“窃攀屈宋宜方驾”，但他能够全面评价和正确对待齐梁文学，既“不薄今人”，也“爱古人”，主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