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古印度诗学形成的文化背景

上古印度诗学是指从吠陀时期直到婆罗多的《舞论》形成时期古代印度人对于文学艺术的主要看法和基本观念。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吠陀时期(开始于公元前2750年)、史诗时期(公元前6～5世纪到公元前3～2世纪)和经书时期(公元前3～2世纪到公元3～4世纪)。而《舞论》正是在经书时期产生的。在这个时期内，古代印度人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思想观念体系，也奠定了独特诗学体系的思想基础。

那么，上古印度文化有哪些特点?它为上古印度诗学提供了怎样的背景?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共同创造了古代的印度文明。最早居住在印度河与恒河平原上的那个原住民族是什么人，现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切知道的古代民族至少还有达罗毗荼人、科尔人、比尔人、蒙达人、廓尔喀人、布提亚人和卡西人。这些民族与后来不断入侵的其他民族之间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过程，造成了古代印度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合之后，优秀的成分互相补充，才促成了古代印度文明辉煌一时。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就有公元前2000—前1500年前后的雅利安人入侵和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入侵。这些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是文化上的交融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吠陀经典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时代形成就是一个证据。《阿闼婆吠陀》本来是前雅利安时代印度原住民(如达罗毗荼人、科尔人等)的咒语和祈祷文，后来被雅利安人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中，成为吠陀经典之一。可见，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这样的文化典籍提供了难得的保存和流传的机遇。另一方面，当雅利安人在印度大地上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之后，吠陀经典也获得了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其他民族所遵从。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所谓的交会融合，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

民族的交流融合，同时还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来。在上古时代，宗教是各民族生活中极重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成为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人类的活动范围相对有限的年代，情况更是如此，不同民族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宗教必然有别。民族之间也只有在宗教方面实现了融合才算是真正的融合。古代印度民族在宗教的融合上显示出了独特的智慧。宗教本身所具有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在此被包容性所取代，形成了独特的多样性。许马云·迦比尔指出:“印度宗教形式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从民间公开的拜物教到吠檀多派的严格不妥协的一神教，几乎表现了精神发展的每一阶段。印度宗教包含了在所有发展上各个不同部落的各种信条，就足以说明这个奇异的多样性。”⁽²⁾这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并不意味着各种宗教互不相干，而是意味着在多元共存的背后，找到了较好的契合点。渥德尔说:“雅利安人接受了达罗毗荼人以及其他雅利安人以前的诸神，并修改了他们崇拜的形式与礼节。可是，这种变革并没有激起任何对抗，而是被各阶层人民所接受了。敌对的种族和民族的众神合并在一个万神宫殿里，并不限于印度一地。而印度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合并的规模和态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地理与历史所产生的宽容态度。”⁽³⁾这种宽容的态度不仅在不同民族的宗教之间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宗教之间也同样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公元前6世纪沙门思想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沙门思想是指与正统的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民间性质的宗教思潮，包括佛教、耆那教、顺世论、正命论、邪命外道等不同的宗教哲学派别。这些民间性质的宗教对正统的婆罗门教主动发难，挑起争论，但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相反，它们与正统的婆罗门教可以长期共存。各种宗教之间的这种以宗教宽容为基本原则的共存格局，当然对于推动古印度文化走向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得各种思想得到自由发展，而且在互相的交流与论争中，激发了各种思想的创造性和活力。在互相辩难中，各种思想也不断严密、深入，达到那个时代人类思想最前沿的领域。

各种宗教共存的基础除了这种宽容的精神之外还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思想观念的相通性。比如在印度原住民中就已普遍存在的“母性”崇拜，在后来的雅利安人这里也同样存在，连男性的百兽之主湿婆神的形象也保留了下来。而对于一个绝对的超现实的主宰力量的崇拜，在不同的宗教中虽然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实质却是相通的。即使是那些在某方面呈敌对状态的宗教，比如沙门思潮与正统的婆罗门教之间，也有许多基本观念是相通的。沙门思想中的顺世论认为，世界由地、水、风、火四大原素构成，而《梨俱吠陀》中也说世界由地、水、风、火构成;耆那教强调通过苦行达到精神上的自由解脱，也与婆罗门教的苦行思想直接相关;佛教中的修炼、轮回等思想，也在吠陀经典中就存在，一直到史诗时代其在婆罗门教中仍然是占重要地位的思想。有了这种共同性，各不同宗教不仅可以和平相处，而且也有了相互融合、互相吸收利用的基础，相反，完全不同的宗教相互排斥的可能性更大，相互吸收融合的机会就会变小，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机会就更小。

与任何远古民族一样，古印度人的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也是融为一体的。宗教思想是人的心灵境界达到的水平，而哲学则标志着人的智慧所达到的水平。哲学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思考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认识能力，也为他们展开其他文化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基础。这种哲学思考的能力会帮助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开拓活动空间，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问题，正确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重大问题。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得到繁荣的智力保证。

印度哲学在这个时期已经达到极高水平，代表印度哲学特征的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都已形成。吠陀时期的四部吠陀本集以及其后的《梵书》、《奥义书》、《森林书》等吠陀经书为印度哲学奠定了基础。黄心川先生说:“印度系统的哲学思想最早见于较吠陀本集稍后的奥义书中，但是我们在《梨俱吠陀》及《梵书》中已经看到哲学思想的萌芽。对于这些萌芽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度哲学系统的建立是以这些思想材料为前提的，也是它们的出发点。”“吠陀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提出了关于宇宙形成以及人的构成、灵魂、生死等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很朦胧，但是或多或少地可以寻出在以后奥义书中所发展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形迹。”⁽⁴⁾在吠陀时期之后，史诗时期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哲学思想更加系统完整，特别是《摩诃婆罗多》中的哲理插话《薄伽梵歌》被称为“大史诗的核心”。史诗中对于数论哲学、瑜珈学说、灵魂观念、物质不灭论等等都已有精深的论述。在非正统的沙门思潮中形成了顺世派、佛教、耆那教、生活派和不可知派，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思想家就有富兰那·迦叶(Pūran a Kassap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ṥakambal)、婆浮陀·伽旃那(Pakudha Kaccāyana)、末伽黎·拘舍罗(Makkhal Gosāla)、散惹那·毗罗梨子(San^－jaya Belott hiputta)、尼乾子·若提子(Nigantha Natāputta)等“六师”。汤用彤先生说当时“求道既成风尚，于是宗教繁兴”，“凡沙门婆罗门，广博多闻，聪明智慧，常乐闲静，机辩精微，乃为世所尊重”⁽⁵⁾。可见当时哲学思想界派别林立、思想繁荣的盛况，他们所讨论的也已是极其高深的哲学问题。汤用彤先生说:“印度学说宗派极杂，然其要义，其问题，约有共同之事三:一曰业报轮回，二曰解脱之道，三曰人我问题。”⁽⁶⁾这三个问题不仅构成了印度哲学的基本特色，也是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哲学的根本问题，古代印度人提出这些问题并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回答，这说明当时他们的哲学智慧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

在文学方面，上古印度文学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直接为上古印度诗学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诗学思想本身也包含在文学作品之中。如同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上古印度文学也是与文化典籍合而为一的，文化典籍也以文学的样式出现。比如最古老的吠陀本集就是以诗的形式存在的。这本身就是诗歌作品。

“吠陀”(Veda)是“知识”，汉语中也意译为“明论”、“知论”。作为文化典籍，既包括吠陀本集(sam hita)，也包括对本集进行解释的梵书(Brāhmana)、森林书(A^—ranyaka)、奥义书(Upanis，ad或Vedanta)。吠陀本集由四部作品组成:《梨俱吠陀》(R·g－Veda，意译为“赞诵明论”)，《夜柔吠陀》(Yajur－Veda，意译为“祭祀明论”)，《娑摩吠陀》(Sāma-Veda，意译为“歌咏明论”)，《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意译为“禳灾明论”)。《梨俱吠陀》在这四部作品中最重要，它形成时间最早，分为10卷，由1028首诗(一说1070首)组成。从内容看，主要是对诸神的颂歌，也包括起源神话和对宇宙自然的基本观念以及人生的看法。从形式看，则是诗体，所以《梨俱吠陀》一直被认为是古代印度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文学史地位应该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娑摩吠陀》是一本配了曲调的歌词，共1810节，1549首，除了第7、8、10节以外，其余全是《梨俱吠陀》中的诗。《夜柔吠陀》是祭祀活动的说明，当然也包括对如何使用《梨俱吠陀》中的诗歌的说明。《阿闼婆吠陀》则是巫术咒语集，它本来出自印度原住的达罗毗荼人等原始民族之口，共有731首诗，其中100多首是《梨俱吠陀》中已有的，据说是创作了《梨俱吠陀》的雅利安人吸收了原住民的作品后形成的诗歌集。

《梨俱吠陀》之外，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对本集进行解释和发挥的“吠陀文献”被称为“天启书”。这些文献内容庞杂而深邃，发展了早期吠陀本集中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从形式来看，这些作品是上古印度最早的散文。有些已经将本集中的只言片语的故事演义成了完整的神话。

吠陀本集之后出现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上古印度文学的杰出作品。特别是《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而《摩诃婆罗多》则被称为“历史传说”。作为古代印度的文化典籍，两大史诗当然反映了那个朝代印度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古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宗教思想、内心情感等多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作为文学作品，两大史诗的文学性也明显增强，复杂统一的故事情节、众多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想像力、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等等文学特点都使得这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其中《罗摩衍那》集中讲述了古代英雄罗摩和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紧凑，文学性也更强。史诗中所描绘的正法与非正法、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不仅为这部史诗设立了故事的主线，而且也表现了歌颂正法的主题。在表现主题和矛盾冲突时，人物形象的个性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可以说《罗摩衍那》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单从规模上看，《摩诃婆罗多》共18篇，有10万颂，每颂是2行，共20万行，是世界上现存的最长的文字版本的史诗。《罗摩衍那》取材于《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插话《罗摩传》，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发展到7篇50章，2400颂，即4800行。从价值看，《摩诃婆罗多》是古代印度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古代印度哲学思想成就的《薄伽梵歌》就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插话)、历史意识、法律观念，甚至科学技术知识等等。这对于了解古代印度人的生活和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宏伟规模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风格也无疑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从影响来看，作为文化典籍，两大史诗中所表达的宗教观念、哲学思想、伦理意义及有关宇宙、人生、价值等方面的思想一直是印度人民所遵守的准则。王向远说，作为印度人民长期共同创作、长期流传的经典著作，两大史诗是印度人民心灵和印度精神的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两大史诗也成为后来的印度文学创作的源泉。后来的印度文学不断从两大史诗中吸收营养，从主题到题材到手法都被后世文学继承发扬。比如《罗摩衍那》中对于政治(宫廷斗争)、爱情、战斗(人、神、魔之间互相争斗)、风景的描绘，成为后来印度叙事文学的基本原型。不仅如此，两大史诗的主要故事也被其他艺术门类改编，史诗描绘的形象和场景常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戏剧中反复出现而成为不同艺术类型创作的基本材料。

在戏剧方面，现存印度最早的戏剧是公元1～2世纪的佛教诗人马鸣(Aṥvaghosṣa)的三部梵语戏剧残卷。⁽⁷⁾这个时期也正是上古印度诗学的终结和中古印度诗学形成的时期，最早的从经典中独立出来的诗学著作《舞论》也正产生于这个时期。马鸣的三部戏剧残卷中具有梵语戏剧的主要艺术特征:“戏文韵散杂糅，剧中有喜剧性的丑角，地位高的角色说梵语，妇女、丑角和其他地位低的角色说俗语，有‘上场’、‘退场’等舞台指示，剧终有祝福诗。”⁽⁸⁾这些特征说明在马鸣的时代，戏剧已经具有十分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上古时代的印度有广泛的影响。《舞论》中称戏剧是一种“既能看又能听的娱乐”，是“适合所有种姓的第五吠陀”。并说戏剧是梵天所创，从《梨俱吠陀》中撷取吟诵，从《娑摩吠陀》中撷取歌唱，从《夜柔吠陀》中撷取表演，从《阿闼婆吠陀》中撷取情味，创造了“戏剧吠陀”。可见，戏剧在当时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已被各阶层广泛接受。从与马鸣几乎同时的公元后不久的著名戏剧家跋娑(Bhāsa)所创作的13部戏剧以及首陀罗迦(Sūdrak)所创作的《小泥车》来看，戏剧在上古印度诗学的晚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个时期出现《舞论》这样的戏剧学与诗学专著，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