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人与神和谎言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灵感说”的目的不外是想证明:诗人凭灵感写诗，对自己的话不知所云，甚至自相矛盾;诗人即使偶然说出一些真理，也是依赖神助，而不是出于诗人自己的智慧。既然诗是神赋的，没有神的帮助，诗人就写不出真正的好诗，那么，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对待神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柏拉图的神学思想。在《理想国》的第十卷里，柏拉图区分了三类制作者，并把制作“床”之“真形”的荣誉给予了神。在他看来，这样神才能具有制作“真形”的智慧和超人的本领。柏拉图指出:

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出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也就是床的真实体。他只造了这一个床，没有造过，而且永远也不会造出，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

(《理想国》，第70页)

柏拉图认为，神只做了一张真正的、本体意义上的床，神不仅是床之“形”的制造者，而且还是其他事物的“实质”或“本质”(即“形”)的制造者。“形”或“真形”包含理性的力量。“形”是一些具备灵性的存在，它们的寓所在云天之上，那是神明居住的地方。“尽管柏拉图从未将‘形’与神完全等同起来，但他津津乐道的‘形’的‘神性’，无疑从一个侧面为他的本体论与神学的通连作了铺垫”，“而追求信仰哲学化的思维方式和取向使柏拉图的本体论(ontology)最终走向神学(theology)或神学宇宙论的结合。”⁽²⁴⁾柏拉图相信天体中包含某种伦理意识，那里是神明活动的场所，存在着潜在的教育功能。神是至善至美的，神是人的榜样。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相信神的存在，就是坚信正义和光明，就是相信伦理观的形成不仅只是得力于人的智慧和创造，而且体现了神的意愿和英明。

由此，他在《理想国》中给神定下两个原则:第一，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人间的痛苦不应该归咎于神，应该自负其咎。具体地说，神是至善至美的，因此只能是“善”，而不是“恶”的动因，故诗人应该赞颂神的伟大，应该把神描写成真、善、美的典型。如果诗人非要写一些神的不道德或有悖理性的行为，那诗人也一定要设法避免让人产生是神的过错的感觉，因为神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造福人类。假如诗人们硬要把神和罪恶相提并论，那么，应该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丑化神的诗人们，而不是无辜的神。柏拉图还警告，诗人不仅无权亵渎神明，而且不能丑化神的后代和古代英雄。第二，神在本质上是纯一的，神比任何人和事物都具有抵抗外力侵蚀和影响的能力，他们的形态是完美无缺的，所以神不会改变形态，也绝不会变形或降梦来欺骗凡人。

然而，诗人们的所作所为与柏拉图的原则相反。在《理想国》卷二的开头，柏拉图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诗人们编造了谎言，“编了一些虚构的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讲给人听”;诗人们“对于一位最高的尊神说了一个最大的谎，而且就谎来说，也说得不好”;诗人们描写“神和神战争，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的故事”。他坚信荷马严重亵渎了神明，荷马写神对人类作威作福，降灾降祸，具有凡人一样的坏品质:斗嘴，打架，嫉妒，淫秽，发动战争，挑起不和等等。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还列举了另一些例子，如宙斯和雅典娜唆使潘达罗斯破坏停战协定，诸神使尼娥北尽失子女、备受凄苦，等等。诗人不应该写神的变形，但是荷马常常描写神用梦征鸟兆等等来欺骗人，神常常变形，化为卑鄙的人物。在柏拉图看来，描写神的变形是谎言的表现，因为谎话不具有实体的意义，只能是心魂中错误印象的复制品;神是理念在神学中的反映，神和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神不会也无需撒谎。神知晓过去，看到将来，没有必要像诗人那样编造谎言。神不是“会撒谎的诗人”。柏拉图认为荷马等人的诗还贬低了古代英雄的道德品质。例如，写阿喀琉斯的贪婪(接受阿伽门农的礼物)、傲慢(同河神交战)、残酷(杀死俘虏)等等。

柏拉图还注意到，这样的诗不但诽谤神明，而且有伤风化，青年人要是学神的样子，必定会做出坏事，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于是:

我们要强迫我们的诗人作一个声明，说英雄们没有做过这类事，否则就说他们并不是神们的子孙。我们不能让诗人使我们的年轻人相信:神可以造祸害，英雄并不比普通人好。我们早就说过，这类故事既大不敬，而且也不真实;我们已经证明过，祸害不能从神明那里来。……所以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年轻人听到容易做坏事。

(《理想国》，第45页)

显然，柏拉图认为史诗等传统故事的神学内涵以及它们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不正确的。他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还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诗的描写不仅不真实，而且是虚假和误导的。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传统诗人们用谎言编造了一套虚假的神学。他们杜撰的谎言不仅毒害了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而且也不利于哲学家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配套的形而上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拉图反对的不是诗人说谎本身这一事实，而是诗人对神的不敬以及不负责任的描述和污蔑。“柏拉图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真实性’，即历史的真实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历史真实性应该服从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因为后者是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生活现象的最后总结。历史真实性也应该服从文学的真实性，因为后者不仅告诉人们过去的生活，而且还教育人们应该如何生活。”⁽²⁵⁾柏拉图坚信，诗歌里对神的不敬以及对英雄不负责任的描述和污蔑就是最大的谎言，这些谎言根本不应该进入文学作品。荷马和赫西俄德编说的那些故事，“即便是真的”，“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这些故事最好闭口不谈”(《理想国》)，因为诗人讲述的故事(muthos)不同于一般以说理为主的逻辑(logos)。Mothos(故事、神话)通常是虚构的，因而是“虚假”的，尽管它们偶尔也包含真理(参见《理想国》)。相反，有的故事，尽管也是虚构的，但是它们是“适宜的谎言”，因为适宜的谎言如果有利于教育青年一代就比不合适的谎言更可取，所以，对柏拉图来说，谎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谎言来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诗人的愚蠢不仅在于说了不合适的谎言，而且还在于缺乏区别真假的能力。根据柏拉图的认识论，诗人的“无知”使他们不能审时度势，诗的虚幻使它不具备哲学的深度;根据柏拉图的方法论，诗人不了解辨析学，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按照柏拉图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观，诗人和诗真假不辨，散布谎言，否认神与善的统一。总而言之，柏拉图认为，诗和诗人已经堕落，他感到声讨诗人亵渎神明、批判诗人无知无能的责任落到了他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