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人与摹仿说

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不是“摹仿论”的首创者。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德谟克利特等早有过摹仿的论述。柏拉图的“摹仿说”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和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理念论——有密切关系。柏拉图反对感觉是认识的根源，因为由感觉产生的认识，因人、因时、因地、因情而异，所以真伪不分，美丑不辨，感觉不能提供真实的认识。那么，在柏拉图看来，什么是真实的认识呢?他首先从苏格拉底的一切知识都是概念的知识之说出发，认为概念是一种确定的东西，它能给人以客观的真理;其次，他认为真理是心中的概念和存在的事实相符，即真理是心中的概念对心外某种东西的摹仿;最后，人们心中之外有一个总括概念，这就是理念。所以，“柏拉图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否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的摹本，唯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感觉经验不能认识真理，则真理的认识唯有赖理性的直接领悟。这就是他的认识论的基本论点。”⁽¹⁴⁾

通过艺术(包括诗歌)能认识真理吗?柏拉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用“摹仿说”来否定艺术的真实性，“摹仿说”是诗人罪状的理论依据。在柏拉图看来，摹仿就是“摹拟”或“拟态”(即“扮演”)。他首先把诗和故事分为三种:

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像你所提到的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¹⁵⁾

在这三种诗中，史诗和剧诗都带有“摹仿”的特性，即作者扮演剧中人或诗中的角色，代替他说话，而颂歌却不带有摹仿，作者只作单纯叙述。柏拉图攻击史诗和剧诗，是因为作者在摹仿中不但影响到自己的身心，而且还用这种摹仿影响观众，感染了他们，属于伤风败俗之行为:

如果他们要摹仿，也只能从小就摹仿适合保卫者事业的一些性格，摹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可是卑鄙丑恶的事就不能做，也不能摹仿，恐怕摹仿惯了，就弄假成真。你注意到没有，摹仿这玩意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维持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影响到身体，声音，和心理方面?

(《理想国》，第52页)

接着，柏拉图还告诫人们不要去摹仿女人、奴隶以及坏人、懦夫等“下等人”，也不可“摹仿铁匠和其他手艺人，船夫，船长”等劳动人民。柏拉图发现，凡是愚昧无知的群众所喜爱的事物在诗里应有尽有，诗滋养并灌溉了那些理应枯萎的欲念;假如我们想过幸福的生活，做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就应该支配这些欲念，而现在却让诗支配我们了。于是，对于一个摹仿诗人，柏拉图要求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¹⁶⁾诗人就这样被柏拉图从“理想国”驱逐走了。

柏拉图认为，摹仿不仅是“摹拟”或“拟态”，而且是“临摹”或“摹本”。他认为史诗和剧诗所表现的，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真实，是幻想而不是实在。诗犹如画，两者都是摹仿事物，但是诗人和画家的作品不是实在的事物，它们不过是对事物的不完全的摹仿，而具体事物又是理念的不完全的摹本，所以诗画之类不过是“摹本的摹本”或“影子的影子”。柏拉图以床为例来解释他的“摹仿说”。一是神造的“理念的床”，一是木匠所造的“具体的床”，一是画家所画的“幻想的床”。由此可见，“柏拉图心目中有三种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则永恒不变超越时空。这就是说，理性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艺术世界就落于第三性了。”⁽¹⁷⁾柏拉图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理念与概念总是比实践与物质更接近于真理，因为实践不能实现理念的全部内涵，物质也永远达不到概念的精度和纯度。理念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的存在。神创造理念，工匠摹仿理念制造器物，而艺术家只能摹仿事物的外形制作艺术品。艺术摹仿是对理念或真理的两度离异(参见《理想国》卷十)。艺术形象不是理念，就像任何可见的形象不是理念一样;艺术形象也不能代表它所摹仿的具体实物，而是实物的某种“貌合神离”的再现。以床为例，神是床的理念或绝对形态——“真形”(eidos)的制作者，有了床的绝对形态木匠才能制作作为实体的床，艺术家摹仿木匠的工作成果，制作床的相似物，因而只是床的艺术形象的制作者。

在以床为例阐明了他的“摹仿说”以后，柏拉图随即对诗人和诗展开了批评。他质问道:

我们有理由这样质问他:“亲爱的荷马，如果像你所说的，谈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不仅是影像的制造者，不仅是我们所谓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着两层，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请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像莱科勾对于斯巴达，许多其他政治家对于许多大小国家那样呢?

……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还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理想国》，第74—76页)

诗人只能得到影像，抓不住真理。柏拉图认为诗人本能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深入”，他们不重视思考，不重视研究方法，在具体的事物面前，诗人们头头是道，在抽象的概念面前，他们“有口难言”。荷马曾说，诗是长了翅膀的语言，而在柏拉图看来诗的翅膀尽管灵巧，但它至多只能在人间飞翔，永远飞不到神的国度。如果说哲学家的摹仿包含了向真理和终极美的倾向，诗人的摹仿只能导致对真理的离异，诗歌只能产生模糊不清的“幻象”。诗人的工作性质和“产品”决定了他们在本体论范域内的卑微。诗歌不仅难以与“真形”(eidos)媲美，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工匠制作的实物。再者，艺术的感染力依赖幻象，在人的心中造成错觉，例如画家利用色彩的浓淡、远近的光影，使人把平面看成立体;同样，诗人利用激情的幻象，逢迎人们心里的无理性部分，影响道德，败坏人心。总之，诗人既写不出真实，又不能认识所写的东西，反而造出幻象，惑乱人心，使理性屈服于激情和冲动，这又是诗人的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