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与哲学

柏拉图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自然首先应该探讨他是怎样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诗和诗人的。

诗和哲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长期抗争的结果。“最早的诗人被敬为神的儿子，荷马是人类的导师，史诗和悲剧是生活的教科书，颂诗和演剧属于全民性的活动。”“甚至连描写性爱的抒情诗也是有公共宴乐歌曲的性质而不供个人阅读。阿那克利翁的歌在宫廷上演唱，而萨福的歌用于宴会之中。”⁽⁹⁾最早的诗人宣称自己的诗才和智慧来源于诗神，来源于神赋予的灵感，较晚一些的抒情诗人如品达罗斯则敢于把灵感更多地看作自己的天赋，并开始承认技巧的作用，但从不把它放在灵感之上。“最初的哲学也是脱胎于神话，米利都学派的宇宙论显然留有神话创世说的胎记，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也是为了证明神的智慧。”⁽¹⁰⁾因此，当最初的哲学家把智慧归于神的时候，他们并不与诗人发生冲突。

然而，在柏拉图的眼里，只有哲学最能可靠地把人引向真理，因为唯有哲学可以完全进入思想世界。柏拉图认为，如果以掌握真理的多少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可以把人分为九等，其中哲学家是第一等的，诗人只能排到第六位。柏拉图指出，哲学家和诗人在智能和素养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工作层次的不同。在柏拉图眼里，诗人和哲学家相比具有以下的不足之处: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只能接触到较低层次上的、具有较大和较直接的感官冲击力的具体的美;诗人把远不够完美的现实世界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他们沉迷在现实生活的五光十色和庸庸碌碌里，以为生活就是诗中描写的酸甜苦辣;诗人的洞察能力有限，他们把现象当作本质，把表象看作真谛;诗人不懂抽象，不懂理念和现实的区别，不了解普遍和个别、永恒和瞬间的不同;诗人容易陶醉在美的花丛中，只在乎喜悦和名利;在表象或表象美的诱惑下，诗人忘却了理念世界的真善美。柏拉图在批评诗人渺小的同时，没有忘记赞扬哲学家的伟大:和诗人相比，哲学家的工作层次要伟大高尚得多——真正的哲学家是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致力于对人和人的伦理意识的研究，孜孜不倦地从事对上层建筑的组合结构以及运作形态的探讨;哲学家能亲身体验到求索带来的快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绝对的美，即美本身的热爱和憧憬;真正的哲学家绝不贪图名利，他们是心胸开阔、勇敢无比的知识精英，在有幸受到神明的启示和驱使的人之中，只有哲学家才可望最终步入绝对真理的无限美妙的殿堂。⁽¹¹⁾

我们可以从诗与本体论的角度来具体地看一下柏拉图对诗人与诗的态度。在柏拉图看来，哲学似乎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结合，它具有高贵的、良好的本体素质，并拥有使自己的本体内容得以充分展示的绝妙方法。例如，根据他在《理想国》的解释，哲学具有dialektike(辨析、辨析法)的功能，这是最好的哲学思维模式之一，可以使人最终超越推理(dianoia)的范畴，进入无需形象并脱离假设，依靠“真形”本身(即严格抽象的方式)进行高精度思维的阶段;柏拉图认为诗歌却不具备这种研讨或求知的“途径”，诗歌不仅缺乏理性认识的倾向，而且不具备或不够稳妥地具备探求真理的手段;在柏拉图看来，诗歌不可能是“形”或“真形”的展示方式，诗歌不可能以“形”或“真形”为歌颂对象，因为诗不是辨析，不是意味深长的哲学探讨。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诗人(尤其是荷马和赫西俄德)是他们从小就懂得尊敬与爱慕的“偶像”。诗人是民族文化的传人，是民众的老师;诗歌是民众学习的起点，是认识世界的依据，不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不会弄懂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评，不会真正理解他与诗“抗争”的良苦用心。“在古希腊，诗与哲学都是教育的工具，也多积极地、全方位地参与了民族和社区文化的构建(当然，与哲学相比，诗歌的‘资格’更老一些)。柏拉图所说的诗与哲学的抗争实际上指的是两者在如何主导民族文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很难弥合的分歧，指的是传统诗歌对哲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和实践它的‘政治性’的阻挠。诗与哲学的抗争是抢夺参与并有效地规导公民的认知倾向和道德意识的发言权和仲裁权的‘斗争’。”⁽¹²⁾其实，柏拉图是衷心希望哲学与诗相结合。在古希腊，缪斯既是诗歌之神，又是哲学探索的倡导者。诗和哲学并非生来就有抗争。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的诗歌是哲学的摇篮。“在西方，就成文之作而言，诗歌的产生无疑早于哲学。荷马史诗不仅是西方力能哲学的源头［荷马区分了命运(力)、神力、自然力和人力］，而且是西方伦理学的‘始祖’。”⁽¹³⁾《奥德赛》告诫人们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善好的愿望奋力拼搏。恩培多克勒曾经用诗体写过《净化》，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是典型意义上的诗体哲学，柏拉图无疑知晓这一切。当然，柏拉图并不是要求人们用诗体表述哲学观点。他要的不是诗与哲学在文字表达形式上的联合，而是两者在文字表达深层内容上的融会，两者在实质上的连接和内容上的互补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两者结合的优势之一就是一方面诗可以从哲学那里学到知识，增强表现的力度，打动读者或听众的心灵;另一方面哲学亦可适度地借用诗的表述方法，更好地弘扬哲学学科、开发心智和教育民众。柏拉图的“对话录”正是后者的具体运用，即诗和哲学的某种程度上的配合给柏拉图关心的语言艺术带来了生机，使语言“升华”，能表达含义深刻的哲学道理;同时又使富有诗意的“哲学对话”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揭示真理的潜力。